在这种情况下，原已吃不饱的大学公费生和缴费困难的私立学校学生，在外力的鼓动下便纷纷开始罢课、游行，第一个发动的当数一向比较平静的浙江大学。早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该校学生自治会便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彻底实行政协决议。这一呼吁，煞似森林野火，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以及“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的火辣辣口号下，全国各地大学纷纷发动罢课、罢教、游行、示威。即在此时，下列的一些问题也同时发生，形成了助火的风势：一、各大学要求停止毕业总考，各中学请求废除毕业会考。二、各大学师生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并充实仪器设备。三、上海交通大学呼吁恢复已被停办的航海、轮机两科。四、英士大学为迁校问题晋京请愿。五、各地药专要求提高地位。
凑巧，学潮又赶上了“五四”，各地学生也就展开了“争取民主、保障人权”的运动。这一连串的学潮，迭经南京《新民报》、上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加强报导，越发令人惊心动魄。我们《中央日报》的立场相当困难，一方面，摆在眼前闹哄哄的学潮，不能加以忽视；另一方面，宣传当局又不愿看到我们也参与煽风助火，在几经报社主持人计议之余，才决定采取客观报导但不加油添醋的平实做法。
原则决定了，但做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主跑教育新闻的黄汉 小姐，更是大感麻烦。她原是位远离政治力主平实报导的好记者，这也是此后她拒绝提名应选新闻界国大代表的缘故，事实上由于有所谓的妇女保障名额，谁被提名谁就当选。平时她跑教育部既可随时闯进部长室，跑各大学也普受同学欢迎，可是一等到这次特级学潮一来，“左派”的学生领袖便开始敌视她这位置身党报的教育记者。记得当学潮上升，南京最大的中央大学同学因请增副食费未遂，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开始罢课之后，平常热忱欢迎她的中大，对她立即成为禁区，只要她一走进中大校园，一群群的同学便开始对她高唱起“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的新歌歌词之内诸如“只管你内战为自己，学生的营养你是全不理”一类的尖锐歌词，尽管她脾气很好，但被人笑骂追逐，对一位女士而言，总是难以忍受的。
于是为了继续采访、报导，报社决定换人，而我这名平素为人和善而不大激动、更极少在教育场所出现的年轻记者便成为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