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观察他人之外,我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我是一个“自我观察者”。
在我同一些学界人士谈及“自我观察”这个概念的时候,曾受到质疑:研究者是否可以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
Jorgense说,“通往真实最直接的途径,便是让研究者亲身体验目标研究现象——也就是成为目标研究现象。”(Danny L.Jorgense,1999:40)Rambo曾是一位脱衣舞娘,她以此来赚取大学学费,后来她便用这样的经验作为正式研究的基础,包括后续的田野调查研究;Kotarba因为背疾而进行针灸治疗,后来以此经验完成研究报告,并进而进行了对于慢性疼痛及保健业人员的广泛田野调查研究;Hayan在他对于扑克玩家所做的田野调查研究之中,成为一位专业的扑克玩家,成为受到研究的现象(Danny L.Jorgense,1999:30)。中国学者张晓也将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列入苗族妇女口述史当中。(张晓,1997)但问题是,他们或者在最初“进入情景”的时候并未明确自己要做研究,或者是在开始研究后才成为“圈内人”的,而我则先是“圈内人”。那么这是否会影响我判断的客观性?我的整个田野工作又是否还有价值?
我的看法是,至少对于像裸体主义这种存在很大争议的领域,从来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的研究者,研究者总会抱持这样或那样的倾向进入研究情景,关键的问题是,当他开始研究的时候,是否尽可能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尽可能避免先入观念对研究的干扰。我将自己列入研究对象,不仅在于这是我可以最有效地读解的一个对象,更在于我可以充分考察我与其他人的互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整个情景以及情景中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