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再度参与裸体主义者着装聚会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了解我的“设立公开的裸体浴场”的呼吁，所以信任问题早已解决了。
被台湾的裸体主义小组的接受也比较顺利。何春蕤教授介绍我认识张隆基先生，我又给他发了许多大陆网站上关于我在2008年倡导设立裸体海滩的新闻。张先生接受了我，他小组的其他成员自然也就接受了。毕竟，大家对他是无比信任的。
张隆基先生又介绍我和宝哥认识，我也很荣兴地得到了宝哥的信任与支持。台湾的裸体主义者中有很多人成为我的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许多台湾的裸体主义者第一次见面后便给我留下了真实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和我多次通信，回答我的研究提问。
作为被大家认可的裸体主义理论家进行裸体主义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没有人会怀疑你的研究将是为裸体主义者正名的。相信我会写一本正面、真实介绍裸体主义者的书，无疑是海峡两岸裸体主义者都高度支持我的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美国的两位裸体主义研究者，则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加以说明：
在第一次与裸体主义的接触中我们的短期目标是赢得这个团体的喜爱并记录下我们的个人反应。我们研究的目的和融入这个裸体营的原因是告诉给了营中成员们的：
1）改变信息缺乏的现象和纠正非裸体者中出现的（对裸体者）的误解。
2）通过社会裸体主义的实践和与（裸体营）成员的第一手经验来了解（他们的）运动。
3）在我们最后的工作中呈现一个关于社会裸体主义的清晰的、有条理的和正式的描述。
在整个夏天我们给裸体者留下的整体印象是我们想得到对（他们的）运动的了解然后向“外在的病态社会”呈现一种对裸体主义的公平看法。
（Fred Ilfeld Jr; Roger Lauer，1964：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