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乐斯善于与中国人合作，在来华参加抗战的美国将军中，他最少对中国人的岐视。最令我惊讶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的游击部队。
我们看过了那么多电影电视，从来没有看到过江南的敌后游击队由操着英语的美国小伙子带领着，拿着美式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只记得沙奶奶在《沙家浜》里骂“忠义救国军”是“不救中国救东洋，忠在哪里义在何方”！谁知那时候，竟有上千美国人活跃在江南的敌后游击战场！
梅乐斯和戴笠也去到那里，他们挨过日本人轰炸，还差点被汉奸暗杀。梅乐斯为保护中国翻译官受过伤，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极度的紧张劳累中，他病得很严重，同时，这个单纯的美国人还要对付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尽管他后来被美国人误会，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误会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知道梅乐斯的贡献。但是他在晚年仍然认为，他在中国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段。他说：
不能使用共通的语言，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无论在文化背景，在军事传统，在政治演变等各方面都有这样大的差别，而居然能够顺利草拟出一个有关联合情报机构的设置方案……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都具有一个非常清楚而亟待完成的共同目标，那就是打垮日本鬼子！
相信这本书会让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个读者心绪难平。
因为我们是非常奇特的一代，我们对灾难与屈辱熟视无睹，见惯不惊，以为是暂时的困难，是“母亲打孩子”，是误会，是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光荣的代价。
仇恨让我们充满戾气，我们会把一点点错误或是差异上升为矛盾和冲突，为了“政治的正确”，会毫不犹豫地践踏传承了千百年的优秀文明。“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我们之所以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相，对于我们的上一代和我们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特别不了解。
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在能够思考的时代，我们的一生已过去了多半。
但是有一些人固执地要思考，要寻找真相。
孙丹年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人。
孙丹年的父亲孙铭勋是一位早年就追随革命，也追随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家，在50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他固执地不肯承认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是错误。因此孙先生不但自己吃尽了苦头，也让妻子和女儿吃了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