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的困难给罗斯柴尔德的对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招徕生意的机遇。这次挑战由法兰西银行挑头，作为德国利益的急先锋（阿方斯这样怀疑），而“德国利益”主要以汉高·冯·多纳斯马克为代表。“法国巴黎银行”的董事苏贝然在1871年夏季的票据纷争中占据了比阿方斯更为有利的位置，而且对于5月份到期的3亿法郎债券的问题，也迫使阿方斯不得不做出让步：经过几番角力之后，他和其他的私人银行家们确保了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留给了那些股份合作制银行。这还只是争夺对剩余30亿待付款项控制权的残酷竞争的一个预演。布雷希罗德再次步步紧逼，当坡耶尔-科蒂埃访问柏林的时候，布雷希罗德与他建立了联系。他采用那些或多或少显得浮躁的小把戏来纠缠阿方斯，而根本的目的是想确保他在接下来的大动作中能占有一个更大的份额：他提出应该在巴黎建立一个新的法—德股份合作制银行来处理后面的贷款；30亿应该用法国铁路的股份来做担保（换句话说，就是法国铁路股东要把这些换成国债，把法国铁路网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柏林）。就像汉高·冯·多纳斯马克的彩票型贷款的建议一样，所有这些德国计划绝对偏离了问题的本源：法国本土爱国热情突然高涨—一种想尽快结束德国占领的急躁情绪—使得形势急转直下，好像又要再次重复1871年的国债行动。唯一的问题是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否还能够在新的发行过程中重复他们早期发行时那种让人叫绝的控制能力。
首先，从法国政局的动荡和由于1872年春天发生的事件对法德关系造成了轻微损害这样的现实出发，阿方斯对于是否还有提前还清30亿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然而，到了6月底，对法国巴黎银行集团可能会抢跑业务的担心刺激他采取了行动。不可避免的是，政府在第二轮的时候不可能会像第一次时那么大方。为了确保能够重复上次认购的体系，银行必须答应向政府提供7亿法郎的硬通货。按照阿方斯的说法，这只有在“为了平衡更高的佣金”时才有必要。发行的价格也提高了—给公众的价格是84.5，而给认购者的实际净价是80.5。而且，股份合作制银行将成功取得较大参与份额的可能性也将无法回避。然而，阿方斯再一次拿到了最后的胜利结果。由于在上一年，总数35亿法郎中只有10亿是有担保的：在这10亿中，罗斯柴尔德集团（也就是巴黎和伦敦罗斯柴尔德银行、巴林银行以及其他高级银行企业）占了64.3%，只留了近1/3的份额给股份合作制银行，这个比例也用在了7亿法郎的国外借款上。两家罗斯柴尔德银行单独承担了有担保的那10亿中的2.82亿，以及7亿短期借款中的1.975亿—每种情况下均占总额的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