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阿方斯现是法兰西银行中重要的理事之一，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长期亲密朋友”塞耶现在是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股份合作制银行发现自己成了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在8月5日，他们因此签署了一个协议，几乎就可以将此看成是一个反罗斯柴尔德联盟。正如马扎莱特所说，股份合作制银行故意诬蔑罗斯柴尔德的爱国热忱，它们团结起来，“以法国组织”的形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将德国银行排除在行动之外的目的也得以实现—尽管很难说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沟通不畅、柏林胆小或者是巴黎恶意的预谋所造成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斥不仅针对布雷希罗德、汉森曼和奥本海姆，同时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银行。安塞尔姆申请了多达3 100万法郎的新国债，而商工银行申请了4 700万，但是，当这些申请送达巴黎的时候，认购已经结束了。迈耶·卡尔仅只得到了200万法郎的认购。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划分欧洲资本市场的红线正在打破罗斯柴尔德各银行间的传统合作关系，基本上只剩下英—法轴心还算保持完整。这种情况没有引起阿方斯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后悔，”他以有点儿固执己见的自鸣得意的语气说，“这能够向这些先生们表明，尽管我们是出于好意，但在我们安排一项交易的时候，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做，就像没有那些错失了赚取丰厚利润的柏林代表参与，我们也能做一样。”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和法兰西银行大获全胜，首批梯也尔国债还是标志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作为一股团结的泛欧洲势力进一步走向瓦解的开始。
这当然还只是个开始：怎样把国债发行筹集来的钱转给德国政府仍然是一个问题。最常见的方式是政府在伦敦购买银行票据—当时最流行的流动性金融工具—然后把它们递交给柏林。这与第一批18亿法郎中的1/3所采用的方式一样，但是让阿方斯不太满意的是，这种方式已经证明不可能建立起自己对法国政府购买票据的垄断模式。然而，德国人现在也开始来找麻烦了，他们坚持要黄金或者是德国塔勒的票据而不是这种时间相对较长的英镑票据。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布雷希罗德试图通过把他的“朋友”的意见转达给巴黎方面来增加显示自己重要性的砝码，但是阿方斯不为所动。“这些先生们也许是伟大的（战争）胜利者，”他刻薄地评论道，“但他们肯定是比较蹩脚的金融家。他们想锁定我们汇给他们的钱，又不为支付提供任何的便利。”转款的难题在1871年的最后一个月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货币危机，因为碰巧碰到了农业歉收（因此，法国需要进口粮食），交易所里投机气氛严重，另外还面临着有关税收政策的首次严重争论。为了保证自己的储备，法兰西银行不得不发行新的小面额钞票，并向政府施压，要求减少其发债的规模。这些做法在交易所催生了泡沫：债券价格在11月迅速拉高到顶点，但是在1872年的上半年下跌了大约5个百分点（见图1.1）。所有这些产生了一个后果，对1872年5月应付柏林的款项的讨论不得不推迟到新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