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872年和1873年转账赔付中的大部分金额都是用塔勒票据支付，德国的银行仍然没有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布雷希罗德甚至亲自跑到巴黎，与他所认为的汉森曼垄断德国市场的最邪恶的阴谋进行了斗争，但是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全部加起来，德国的认购只是300万法郎。而对于迈耶·卡尔来说，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抱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荣幸地看着我们的巴黎朋友发来的写着为大局考虑这样的长句而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信件。”而那些身处其间的幸运儿，又一次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佣金是有担保的那10亿金额的1.5%（1 500万），以及2 500万来自于7亿法郎兑换汇率的收益，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两家银行享有1 120万法郎。这些还不包括由于国债快速上涨，远高于买入价格的那部分资本收益。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罗斯柴尔德银行资金在投入认购的同时，可能也投入到了发行之中。
如果贷款失败，迈耶·卡尔显然不会有什么遗憾；事实上，正如阿方斯已经预见到的，这次担保甚至比上一年度更显得多余，尽管他被超额认购的程度所震惊：认购率超过了8倍。这使他觉得“很荒谬”，而且在短期看，这种看法似乎也被证实了。1872年晚期汇兑困难再次压制了汇率，而国债创了战后的新低。这一次，德国政府对导致困难产生的以票据在汉堡到期的方式支付提出了异议。然而，7月份的过度认购反映出的情况并不是市场对国债中期走势的真实预期：在1872年12月（81.5）到1877年3月（107.88）这4年零3个月的过程中，5%利率国债持续上涨了超过25个百分点，上一次见到这个价格是在帝国倒台的前夕。
再也找不出比1870~1871年的危机更能说明法国金融和政治实力没有相关性更好的例子了。我们一定会问：如果法国可以如此迅速地通过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赔付价值50亿法郎的赔款来“赢得和平”，那它为什么就不能赢得战争呢？为什么法国人更愿意在事后为失败埋单，而不愿意在战争爆发前为胜利的机会出钱呢？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波拿巴政府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发行50亿法郎的国债来扩充军备，他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做法，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