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我们赞成完全的劳动力自由化的意愿，并不能成为壁垒的存在具有持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的佐证。这些壁垒需要对其加以管理，但是管理的方式应该是强调一体化—利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减少文化障碍的机制来管理，而不是强调禁止劳动力的流动。换句话说，管理并不总是缓和的唯一准则。一些发达国家似乎除了自由化之外就已经别无选择。因此，欧盟正在受着50∶50∶50的预测的困扰，即其人口的50%到2050年时将达到50岁或以上的年龄。日本的人口状况则更加不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的话，美国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10%，欧盟将会下降18%，日本则会下降23%。这些可都不是小数目！有关平衡劳动力的供求所面临的挑战，我在第八章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讨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知识的跨国流动。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各种流动都能够使知识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不论是通过嵌入贸易产品中、经由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还是由人员带入），但是除了通过这些流动转移之外，知识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实现跨国流动（例如通过特许、咨询或剽窃）。同样，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的流动还会使规模收益强势增长：与其他商品不同，在一个地方使用知识并不会降低在另外一个地方使用它的能力。（这是正外部效应的一个例子；有关负外部效应的问题在第六章中有所讨论，主要是集中在全球变暖的问题上。）
一方面，跨国知识流动已变得十分重要：据估计，大多数国家90%甚至更高的生产率的增长都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资源。对那些小国和贫穷国家来说，这一百分比则接近100%。根据研发费用的支出情况来看，只有一个国家，即美国，似乎能够更多地依靠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技术发展来提高生产率。
另一方面，知识依然呈现出高度的本地化。因此，不同国家中的投资者引用各自专利的数量只是处于同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引用各自专利的数量的50%~75%。据七国集团的一项研究估计，引入另一个国家的研发的成本为1美元的话，相距为2 000千米以下的国家（北美或欧洲以内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74美分，相距为2 000~7 500千米的国家（在北美和欧洲之间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37美分，而距离更远的国家（日本与所谓“三人组”的另外两个地区，即北美和欧洲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国家）在国内研发只需5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