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出生的1923年，尤利乌斯·斯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已经在纽伦堡创建了激进的《冲锋者》（Der Stuermer）周刊。斯特莱彻煽动反犹主义已经不能用狂热二字来形容，而是施虐般的歇斯底里，他把犹太种族唤作“细菌”和“肮脏物”，主张将其彻底灭绝。斯特莱彻的报纸发行量多达50万份，在菲尔特和鹿特索森地区引发了强烈的反犹风潮。葆拉回忆说，当时在鹿特索森避暑时，已嗅到风向的变化，“一些非犹太教徒曾是我们的朋友，但自从斯特莱彻开始办报后，我们便成了孤家寡人。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坚持与我们来往，但只有几个。孩子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玩伴”。斯特莱彻的所作所为最终为1935年通过《纽伦堡法案》铺平了道路，该法案规定：犹太人不能拥有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德国基督徒结婚，犹太人不能担任公立学校的教职，不能占据其他任何职业性的工作职务。结果，路易斯·基辛格很快被认为没有资格教育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一向引以为傲的工作。曾有一阵子，他在菲尔特创立了一所犹太人职业学校，他本人教会计学。但无论如何，他被反犹仇恨风潮逼成了一个卑贱、耻辱的事业破产的男人，路易斯那善良的灵魂终究无法理解这一切。
多年后，亨利·基辛格总是试图对自己的犹太特性轻描淡写。他很少，也不太乐意谈起童年时代，不过每每谈到时，他总是将其描述成一个“典型的中产德国人”的童年时代，只是在后来补充那么一句：当然，是德国犹太人。他认为他的家庭是融入当时当地社会的，菲尔特的犹太人也没那么孤立。童年时期的基辛格近乎每天都会遭到殴打、敌视和对抗，这些都让他觉得自己像个无依无靠的小流氓和圈外人，但他仍刻意淡化那些伤害和痛苦回忆。就像1958年他对菲尔特的一位记者所讲的那样：“我在菲尔特的生活好像就那么过去了，没留下任何持久的回忆。”多年来，面对许许多多其他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也都差不多。1971年的一次采访中，基辛格坚持说：“当时并未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的不幸，也没有敏锐地觉察到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孩子来说，这些事情并没有多么大不了。”
朋友们可不这么看。儿时伙伴们都认为基辛格上述讲话是拒绝事实，自欺欺人。有些人认为基辛格对童年记忆的逃避是他一向所抱有的那种不安全感的根源所在。人们说，基辛格童年时候曾假装不是犹太人，好混进足球场去看比赛，长大后自然而然也就善于欺骗和自我欺骗，以赢取他生活中那些“贵人”的好感。
葆拉·基辛格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纳粹时代可能带给他们的苦难。“孩子们不能和其他小孩一起玩了，”葆拉回忆说，“他们被关在园子里。可他们喜欢足球，特别是亨利，只是纽伦堡的足球比赛已经禁止他们去看了。”让葆拉尤其无法忘怀的是，纳粹少年辱骂着犹太人列队前进时亨利和沃尔特那目瞪口呆和疑惑不解的表情。“当时，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儿童都是希特勒青年军的成员，统一着装，雄赳赳喊着整齐划一的号子踏步前进，亨利带着他弟弟只有在一边傻看的份，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加入。”米那肯（Menachem）说：“反犹浪潮一直是巴伐利亚地区的特征之一，并非始自希特勒。我们小时候和非犹太儿童的接触即使是有，也少得可怜。每每看见非犹太裔的孩子从街上过来，我们都吓得要死。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今天的人没法想象的。但当时我们却视之为理所当然，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然。”其他儿时伙伴也都有着相同的痛苦回忆。维尔拿（Werner Gundelfinger）说：“我们不能去游泳池，不能去跳舞、喝茶。只要标着‘禁止犹太人’字样的地方我们都没法去。直到今天，这些东西仍然在你的潜意识里作祟。”弗兰克·哈里斯说：“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多少都带有一些自卑感。”奥托·普里茨菲尔德接受访谈时说：“任何人如果经历过像我们那样长大成人的过程，都不再会是今天的样子。街上每天都是对犹太人无休止的谩骂，拿肮脏的小名羞辱你。”
纳粹的兴起对葆拉·基辛格的冲击是最大的。路易斯几乎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变得沉默寡言。不过葆拉对一幕幕正在发生的事情高度敏感，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是个善于社交的人，每个夏日都和一群非犹太裔朋友兴高采烈地去鹿特索森市政游泳池游泳。当朋友们一个个开始躲着她时，当犹太人被禁止使用游泳池时，葆拉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她后来回忆说：“离开是我的决定，这么做是为了孩子们。如果留下他们将毫无前途。”
葆拉有个表姐早年已经移民到美国，住在纽约曼哈顿岛上西部地区的华盛顿高地（Washington Heights）。虽然从未谋面，葆拉还是在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后给表姐写了封信，问海茵茨和沃尔特能否搬去美国和她同住。表姐回信说：不行，不能光让孩子来，基辛格全家都应移民过来。葆拉非常敬爱父亲，那时他因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她不忍离去。但到1938年春时，她知道自己已别无选择。表姐发来了允许他们赴美的宣誓书，德国当局批准他们离境的文件也已办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