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我们的社会，和贪婪的雇主同谋，为这新一代构造了一条绝路，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除了在底层过这种非人的生活外，你们在这个社会上毫无出路！
这就是这些年龄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富士康员工自杀的背景。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曾经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人生幻灭的过程：当人们从无知的青春迈向冷静的成年时，一个烦恼的问题迟早会冒出来：“难道这就是生活中等着我的一切吗？”童年可以是痛苦的，青春期可以是迷乱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总还有个期待，即随着他们长大，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生活最终向他们发出了不容置疑的信息：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该走了。许多人对此毫无准备：“且慢，这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刚刚开始生活。我应该挣的钱，我理应享受的美好时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能还没用餐就开始赶我走人？”
以上描述的心理变化，按说更像是中年危机。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使年轻一代迅速地衰老，在二十上下就经历了这种心理上的“撞墙”。这代年轻人是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成长的。变革带来了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往往给习惯于旧模式的中老年带来不安，给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带来希望。“80后”这代与改革同年的人，就是在这种希望中长大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翼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他们“更加注重对自身劳动权益的保护，在选择劳动单位时，不光考虑工资多少，还会考虑劳动环境、社会保险、对职业生涯有无帮助等因素。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民主平等的观念很强烈，他们会向老板提出涨工资等要求，也反对社会歧视”。“有些新生代农民工都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比如一名中专毕业的安徽籍年轻人应聘时就要求企业交纳社会保险，要有夫妻房，然后再谈工资待遇。“他说自己不是农民工，是白领”。
富士康是中国最现代的企业，自然很容易唤醒年轻人的希望。但是，年轻人进去后，发现自己生活在至少两个世纪以前的牢笼里，毫无走出去的希望。富士康以残忍的效率，打碎了年轻人的希望。所以，许多员工承受不了，最终走上绝路，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