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完经济心理后，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宏观问题的辩论。这里，我不妨集中清算一下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看富士康生产的产品，你觉得它是高科技产业。但是，富士康是用“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来经营高科技。郭台铭有许多名言，比如“不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会赚钱的就是好科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等，把“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推向了极致。
首先声明，引用周先生的文章作为清算的对象，既不是个人意气，也不是什么道德评判。
我和周先生的观点截然对立。不过，就我有限的所知，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周先生似乎没有被收买的嫌疑，他讲的不过是自己真心所信的东西。这样，引用他的话作为批评的靶子，就可以把讨论变成纯粹的意见之争，免于个人道德的纠缠。周先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能够脚踏实地地下基层调查，对现实自有其洞见，贡献不可抹杀。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要找其中的高手辩才能说明问题。所以，把周先生拿出来批评，不是不敬，而是恭敬。这样辩论，有助于澄清理论上的问题。周先生很喜欢预言，也很强调预言者日后要面对自己的预言，对公众有个交代。我和他的争论，发生在几年前。如今虽然还不到几十年后验证预言的时刻，但毕竟现实已经为孰是孰非提供了一些初步证据，有进行一番考察之必要。其实，我们这些投身于公共辩论的人，最好每五年都出来一次，面对自己过去说的话和眼下的事实，看看自己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这一本来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不幸被有关报纸软性封杀了。我批评周先生是公开的，周先生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则没有点名。这种不点名是出于他的本意，还是报纸编辑的技巧，我不得而知。不过，当我写信问该报编辑是否可以写篇反驳文章时，编辑回答如下：“经慎重考虑，领导们认为现在处于本报的敏感时期，不适于挑起各种争端，包括前一阵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改革话题也暂放一边了。请谅！谢谢对本报的关注！”
令我惊讶的是，就在此信之后，该报就以同样的议题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看来，该报并非不想讨论问题，而是更愿意用缺席审判的方式刊登一面之词。当然，讨论总比不讨论要好。一位经历过“文革”的人曾说，那时能接触些西方思想，多亏了这种对“资产阶级”缺席审判式的批判。“资产阶级”完整的观点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大批判文章总要对批判的靶子进行若干引用。从引用的只言片语中，你还是能找到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线索，由此对民主、市场经济等观念还非常折服。我们有幸活在一个更开放的时代，一家媒体的宣传口径，毕竟不能一手遮天。
我在这里，不妨公开侵犯一点周先生的“知识产权”，对他的文章大段引用，然后展示一下是非曲直。
以下是周先生的文章，题目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尽量少作删减，以避免断章取义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