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做了，但有个人会顶替我。这人过去是警官，还有空手道的黑腰带。余富明再撒野，也不敢碰他。”
“这就好。你发现余和吉娜之间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吗？”
“还没发现。除了吃午饭时两人不知为什么争吵，他们什么也没做。这是你那位男人的材料，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在中国的人员找不到你太太和她家的任何信息。她个人的历史一片空白。这真叫人捉摸不透。吉娜是漂亮的女人。通常，这样一个美人不管住在哪里不可能不被人注意。我在想她是否真的来自金华。不管怎样，我们在她身上没有突破，但还在做。我猜她的真名不是刘吉娜。”
“她为啥要改名呢？”
“一般来说这是甩掉过去的丑事的一种方法。但你太太不像有前科。虽然她恨我，可我不能说她是坏女人。对了，这是我的消费报告。相信我，我也觉得不应该吃那顿午饭，还喝了瓶啤酒，但我得待在红筷子那里。另外，跟踪他们的时候，我在报摊买了一本《福布斯》。”
“不必担心。”冯丹扫了一眼那些数字，写了一张$429.58的支票。
他拿起装着关于富明的报告的牛皮纸信封，告别离开了。回到办公室，他开始阅读一页页信息，调查做得十分仔细，他很满意。富明的父母仍住在金华郊外的一个村子里，一边种菜一边养螃蟹。难怪“富明”这个名字这么土气。这家伙有两个妹妹，一个哥哥，他们全都有自己的家，都住在金华市里。在七年前来美国之前，余富明在铁路系统一个工厂做机械工，也是一个车间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显然，他的游客签证早就过期了，但他设法把自己变成了合法居留者；他的现有身份肯定是通过购买假证件建立起来的，不过这件事太复杂，不好证明。眼下他正在申请绿卡。因为金华的公安局已经吊销了他的户口，他再也回不去了。报告中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是冯丹对富明在中国的故事好奇。他又给关先生打电话，赞扬信息的质量，说这活儿达到了“联帮调查局的水平”；他还问起富明过去是否是党员。侦探说这很难证实，要看他原来那个车间有多大。如果车间很大，富明身为共青团支部书记，就一定是党员；如果它很小，那他就不一定非得是。不过他的车间很久以前就与别的单位合并了，也就搞不清它原来有多大。
冯丹靠在椅子上，陷入沉思。为什么吉娜的过去是一张白纸呢？她到底从哪儿来？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如果真如她所说她是余富明的同乡，她可能是从金华来的。她说普通话带沙沙的口音，鼻音略重，证明她是南方人。结婚前冯丹问起过她的家庭，但她说他们全在一次火车脱轨事故中丧生了，全家就剩下她一人。“你不觉得好幸运找了个没有任何家庭负担的老婆吗？”她反问，悲伤地笑笑，“你不用给岳父岳母买礼品了。”
冯丹越琢磨吉娜就越糊涂。他不相信她在中国或美国没有任何亲人。
春节后冯丹的生意兴隆起来。他忙忙碌碌，每周至少完成一宗买卖。移民们喜欢买房产，许多人付现金，因为无法从银行拿到贷款；有时候好几个人——通常是家人和亲戚——凑足钱买一个地方，这样大伙都能有栖身之处。一开春冯丹的公司的生意就这么红火，这可能预示又将是一个丰收年。有些日子他要干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身为公司的头头儿，他得比大多数经纪人做得更出色，才能有资格领导大家，所以他总是尽力工作。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他下班早了点儿。他去到楼后面，走向泊在盛开的木兰树下的派克轿车；这时他看见四个小伙子站在车旁，其中三人是亚裔，另一个是拉美人。他们全留平顶头，穿着黑T恤衫，草黄色军裤，厚皮靴。一看见冯丹，其中一人就踢起司机这边的车门来。
“嘿，别破坏我的财产！”冯丹高喊。
“这是你的车吗？”最高个的那人问，抽了一半的烟卷叼在嘴角。
“是。哥们儿，别对我这样。”
最矮的那个家伙头顶上露出一条“跑道”，又踢起派克车来。冯丹火了，高嚷：“嘿，嘿，别踢了！”
突然那个两眼凶狠的拉美人从裤腿抽出一根钢条，开始砸车窗。冯丹被镇住了，说不出话来，这时其他三个恶棍也拿出粗短的钢筋，跟着砸起来。不到一分钟全部车窗都被砸得粉碎，前灯也稀巴烂了。
冯丹总算缓过劲儿来，他说：“哥们儿，为啥这样祸害我？起码给我个理由。”
那个高个细腰的家伙走过来，摇晃着食指，嘴巴歪歪地笑着说：“想知道为啥吗？就冲你到处管闲事。”
“你说什么啊？这是新车。嘿，不要再砸了！”
“你还不明白呀？我告诉你，别再用私人探子。没有警察狗子能保护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