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家庭命运走出“艾滋村”的熊长东
生活在艾滋病肆虐的村庄，父母靠卖血维系着他的大学梦。走出『艾滋村﹄，这是一份用生命换来的承诺。
人物档案
熊长东，河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熊桥村人。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父母靠卖血供其上学。父亲和哥哥相继感染艾滋病。
2003年考取河南农业大学，因无力负担学费放弃，外出打工。
在父亲的坚持下，复读一年，于2004年考取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
2006年父亲病发去世。
□ 陈晓楠
2004年8月，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表当中，有一份在我们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沉重。因为这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学二字来自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艾滋病，卖血。
这个学生叫熊长东，他来自河南上蔡县的“艾滋村”，而家中的顶梁柱，他的父亲在几年前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一时间，他的大学梦想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就显得是那么的奢侈和不切实际。
说实话,在去“艾滋村”之前，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具体地想象那里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任何压抑的、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我们准备着去接触一个沉重压抑的家庭，我们准备着去和一些已经绝望的人们谈话。但是到那儿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村子迎接我们的其实是两个字：平静，出奇的平静。和其他的村庄相比，这里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错落有致的院落，一样的三一群两一伙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见我们的时候，连那种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随即这里的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一家都有艾滋病人，而每一年也都有几个人因此而死亡。我想或许是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命运，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或许是因为艾滋病本身就有很长的潜伏期，所以如果不发病的话，也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总之，这个村子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有一道伤口，藏在每一个人心里很深的地方。 20多年以前的土坯房，我们现在还在住着，屋顶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块大塑料布爬上房子去补窟窿，但往往还是外面大雨，屋里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当中也劈了一半。
——熊长东的申请书 2004年8月初的一个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在瓢泼的大雨冲刷下，熊长东家那座已经住了二十年的土坯房，修补了无数次仍然到处漏雨的屋顶不断发出异样的响声。熊长东感觉不对，赶紧拉着父母往屋外跑，三个人刚刚跑出屋子，不堪重负的屋顶就塌了。
陈晓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点要倒的意思了？
熊自成（熊长东父亲）：中间那个柱子，（2004年）过了年就断了，这边都顶住了。那会儿凡是能顶的地方就顶一块，能盖的地方就盖一块。不行了盖点这个，不行了再盖点那个。东西都湿了，有的东西泡烂了就搬出去了。其实也没有啥东西，不像别人有家具啥的，我们就是一些破破烂烂。
陈晓楠：住着多危险啊！中间就一直没有钱重新盖一个房子，或者是好好修一修？
熊自成：关键问题就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要是有经济实力，当然会把它修一修。如果没有塌下来，还得凑合着住。俺两个老的好迁就，怎么住都行。熊自成和妻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主要靠种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熊桥村地处贫困区，而熊家三个男孩，人多地少，生活就更加窘迫。自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熊长东却学习成绩优异，一直读到县城的高中。于是他的学费又成为家中最沉重的一笔开支。
熊长东：小时候，我们家人多地少，三个半大的孩子总是吃不饱，于是父母便跟着人家东奔西跑去卖血，上驻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卖血钱来供我们吃穿和上学，有时一天竟能卖两三针。现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针眼，我就感到痛苦、内疚，好像那一根根针就扎在我的心里。
陈晓楠：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心里很清晰地意识到，供你上学的学费可能是父母亲用血换来的？
熊长东：大概是有一次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又需要交学费嘛，所以我爸和我妈他们就卖血了，回来之后替我交的学费。那段时间的学费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来的。
陈晓楠：你拿着那几百块钱，交给老师，交给学校，是什么感觉？
熊长东：看着父母用血汗钱来供自己上学，很难过。有时候要交学费了，回来看到家里的情况就不好开口，对学校总是能拖就拖。
熊自成：因为他们几个都在上学，经济上就比较拮据一些。这个地方比较偏僻，除了种地也没啥其他收入，所以整个农村就形成一种卖血的风气，我就参加了这个行列。孩子这边要（交）学费了，那就现去卖几针血，搞来（钱）给小孩交学费。那个情况是很现实的。 根据官方资料，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无知和利益的驱使，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由当地政府支持的“血浆经济”，号召农民卖血，把收购上来的血浆卖给制药业。一时之间，“献血光荣”、“献血为了救死扶伤”这样的宣传标语在农村随处可见。而每次抽血500毫升就可以获得四十至五十元人民币，这对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