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患病期间，何远芬显得异常的泼辣和果断。她变卖了快要下仔的母猪，为两个学生凑足了路费。临行前她递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张学费贷款申请，也给两个女儿留下了分别时的叮咛。
何远芬：他们只要不像我这样难就行了。让孩子多读点书，哪里还会像我们这样倒霉啊？我也不要他做官做福，他只要懂得知识，懂得礼仪，那就是出去打工——现在都是机械化——摸到哪里都懂，国家拿着你就会有用了。
看着姐姐们上了大学，两个上初中的弟弟也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他们学习更加刻苦。而对何远芬来说，她现在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等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以后，自己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陈晓楠：你这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你日子就好过了？
何远芬：那个肯定了。我经常自己给自己宽心，说最多再拿十年来穷，这也不要紧。十年后我们也才60岁嘛，那时候这些娃娃走到哪儿都能找到饭吃，不用我们牵挂了。日子会越来越好过的，不会说永远都穷苦。现在当然是有点困难，不过刚50岁多一点，还是可以过的。兰家勇：贫困无所谓，只要读书就会好起来
在龙场村里行走，不时会遇见坐在屋檐底下晒太阳的阿婆，田间地头忙碌的大叔，赶路歇凉的大婶……他们几乎都是“状元”的父母，“状元”的亲人。为了“状元”的大学梦，他们在贫困中挣扎着求生存。
因此，当“状元”们离开村庄的时候，没有庆功的酒宴，没有热闹的唢呐，也没有鲜艳的大红花。龙场村的“状元”们是静悄悄地攻读，静悄悄地“中榜”，最后也静悄悄地走出山村。和当年赵世琪送儿子上学时的那种风光相比，90年代的“状元”们多了一份经济上的负担，心理上也多了很多的压力。
兰家勇是“状元村”的一位在校大学生，就读于贵州民族学院建筑工程系。当初为了供兰家勇上学，兰家勇的哥哥姐姐全部外出打工。可是因为家庭实在是太贫困，中学的时候，他也曾经一度被迫辍学。
如今，村庄里八成以上的青壮年在外务工。兰家勇的二哥二嫂也在外面打工，留下刚刚断奶的孩子给父母照顾。他的大嫂在大哥去世后改嫁，也把两个孩子留给了老人。说起上大学的小儿子，在自家那昏暗而四处透风的房子里照顾孙子的老夫妻，脸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兰家勇的母亲叹息了无数次，而他的父亲则一直沉默不语。兰家勇母亲：我们老了，做不动了，他爸又没有出息，我也抚养不了他了。他说妈，供不了我那我去打工，我说可以嘛。他去打了半年的工，心神不定，回来说妈，我还是要去读书。
兰家勇：她其实心里面不赞成我读书，因为支撑不下去，这个经济负担太重了，但是我说我要读书。为了打消父母的顾虑，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兰家勇给年迈而体弱多病的父母留下过一个承诺。
兰家勇：我向父母保证说，我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向家里面要钱，我自己想办法打工挣钱，慢慢自供自读读下去。
兰家勇考上大学第一年的上学费用全部靠助学贷款。而2006年由于成绩下滑，他没有争取到贷款名额。为了凑够学费和生活费，课余时间，他全部用来打工。
陈晓楠：打工的时候干什么？发传单吗？
兰家勇：对，能挣二三十块吧，也有十几块的。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都会去，多少能够挣一点，这是件好事。实在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就只能借钱。这周围宿舍里玩得好的，每个人我都向他们借过钱，甚至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向多少人借了钱。当我还钱的时候，只能一个寝室挨着一个寝室地问，我差谁的钱？这样我才好还钱给他们，都只能够这样，因为借得太多了，都记不清了。平时吃饭也吃得很少，每顿四毛钱。现在可以吃六毛钱的饭，而且加一个荤菜一块二。靠着节衣缩食，打工挣钱，周转不过来时找朋友借钱，兰家勇在学校已经过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的生活，兰家勇说的时候神情很平静，不过背后肯定隐藏着泪水和汗水。由于父母不识字，懂事的他也就很少给父母写信，而自己在生活上的困境，更是从来不提。所以兰家勇在学校的情况，父母所知甚少。
兰家勇母亲：他在学校里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不识字，上学都是他一个人去的。
尽管时时刻刻要为生计发愁，兰家勇还是每天都在他的画板上建盖着高楼大厦。他说只有坐在教室里，他才会感觉到片刻的安宁，只有在那一刻他才会看到自己的希望。
兰家勇：我妈以前告诉我，贫困不贫困无所谓，你只要读书出来就会好起来的。我现在觉得，不管压力怎么大，只要坚持还是能够走过去的。像高中的时候也挺困难的，但是还是过来了。所以我相信，只要坚持下来，就能够走过去。
□ 陈晓楠
2006年的高考，龙场村又多了七名大学生，“状元村”的奇迹依然还在继续。大学生们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兄弟姐妹，打工的打工，背煤的背煤，在田间地头继续为他们的学费、生活费奔忙。“状元村”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村民们一有空，就会聚在一起讨论讨论。他们会算计一下来年的收成，算计一下养猪养鸡、种菜种瓜的收入。有时候也会发生些争论，那多半都是有关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比如说谁家的孩子聪明，谁家的孩子愚钝，谁家的孩子应该上学，谁家的根本就应该放弃。这争论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答案，但是始终还会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