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现在已经成为家庭最大的开支，教育正在逐渐成为龙场人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村民们感叹最多的就是学费问题。但是尽管如此，“状元村”还是“状元”辈出，那些一心只想让孩子们有口饭吃的家长，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周青柏：这一点田土，单单拿来维持生活都无法维持。那么如果不向前，不穷则思变，大家只有死路一条。就比如说杨永付家，一家五口人只得了一个人的土地。他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时他是我们这个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近五年，他发觉孩子的智力是突飞猛进。在这个时候，他就深刻感觉到，如果不去打工挣钱，那整个家庭就过不下去了，就要葬送这几个孩子了。于是他就抛去自己的家。现在家里没有人，一家五口人都到城里去了，好几年了。
杨永付曾经担任了四年龙场村党支部书记。他的三个孩子全部是80年代以后出生，按照土地承包五十年不变的政策，生不加田，死不减地，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无奈之下，为了生存，也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杨永付带着全家离乡背井，来到黔西县城谋生。
李吉秀（杨永付妻子）：出来的时候邻居们说，自己修房子的钱都不够，你还供两个学生读书？我说只要多做一天就好一天。
杨和国（杨永付儿子）：我妈从来没有出过门，她以前就是在家里干活。我想第一次还是很难的，因为那毕竟是他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对于从来就没有过土地的杨和国兄弟来说，背井离乡只是迟早的事。而对于杨永付夫妇来说，找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现在杨永付在一家爆竹厂仓库当管理员，李吉秀在餐馆里打工。他们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毕竟离开土地之后，每月几百元是勉强维持这个家庭必需的收入。
李吉秀：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读点书，再困难都要多读书。不要像他爸，去打工人家专门找重活给他干。我们出去找工作也难找，人家都说有文化的人好找。我就是这样想的。
为了学费，也为了生计，杨和国兄弟时常利用假日帮父亲干活。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他们还在郊外租了一块菜地。
杨永付：四点半放学，他们要来拿蔬菜，都是走路来走路去。有时候太晚了或者是下大雨，我叫他们去坐公交车——公交车没有调价之前是一块钱——他们根本就不坐。他们觉得找这一块钱都困难，如果不种蔬菜的话，他们说买菜吃都可以吃两顿。
尽管课余总是在干活，不过几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班级里前三名，他们希望将来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对此，杨永付既感到骄傲，又很发愁。
杨永付：考上大学以后，一个学生要投十万块钱，三个学生就要三十万。这三十万从哪里来？我现在只是抱着幻想，不管再困难再到外面拖欠拉账，也要尽量支持他们多读几年。
何远芬：孩子有文化，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倒霉
何远芬家在村子里一个偏僻的角落。几间陈旧的土房子搭着茅草屋顶，看上去摇摇欲坠，令人难以相信这里居然有人居住。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这里走出了两个大学生。
陈晓楠：他们是哪年考上的大学？
何远芬：2005年。一个在贵阳，一个在遵义读书。（另外）有两个还在中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二。他要读你也没办法呀，只能哭笑不得，就全当是养错了。比起龙场村其他“状元”父母，何远芬显得要开朗许多，尽管她的脸上同样印着苍老和疲惫，却时时带着笑容。尤其是说到上大学的两个孩子，更是不时爽朗地大笑。
不过，何远芬说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支持孩子上学。由于家里有四个孩子，只有小学文化的她，一直以来都希望孩子们放弃学业，给自己当个帮手。但她的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方天明的反对。何远芬：历来我是不要娃娃读书的，我说我们没那个条件。本来这里就是穷根穷种，我们怎么会有条件供这些娃娃？一找他吵，他就说哎呀，你不要叹气了，娃娃不读书，那么我们只是过得好一点，钱到哪儿去了，还不是不见了？我说对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你现在怎么劝我的我也是这个想法了。我就让他们安心读书，没有钱我就去借，找不到地方借也要借。
在丈夫的劝说下，何远芬慢慢改变了想法，全心全意供孩子上学。孩子们学习也很认真。家里条件不好，没有书桌和椅子，他们就坐在床上，拿饭桌当书桌，每天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学习。家里斑驳的土墙上，也贴满了试卷，随时可以复习。
功夫不负苦心人。2005年，何远芬的两个女儿双双考上大学。还来不及高兴，学费就成了压在何远芬夫妇心头的一座大山。靠种田为生的两人，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钱供女儿上大学。一向重视教育的丈夫因为筹不到学费，忧郁成疾竟一度精神失常。何远芬：那几天发愁嘛，疯天疯地地到处跑。我只好随他跑，因为我要在屋子里守着，等两个小的孩子放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