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日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所拥有的内部条件完全不同，而维新派却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前面已经阐述过，在日本维新最关键的时刻，适逢良好的国际环境，英、法、美等列强或为自己国内的问题所困扰，或兴趣不在日本，因此让日本能够从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关键时刻，中国首当其冲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外部干扰因素众多。另外，明治维新在推翻幕府以后，首先采取的是废藩置县、设立御亲兵、镇压士族叛乱等一系列增-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一个强有力的、能上令下达的政府主导，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维新措施才能顺利推行。反观中国，维新派本末倒置，在没有保证中央政府拥有足够控制力的情况下先推行维新措施。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清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大大削弱，地方实力派开始崛起，成为近代军阀的先声。特别是湘、淮两系官僚，个个在地方手握军权，对朝廷阳奉阴违，所以，维新举措根本推行不到地方，更谈不上得到实力派的支持了。中国的问题，在于过于分散，绝不在于过于集中。
最后，康有为等人的个人能力尚有不足。诚然，康有为、梁启超都不失为很好的宣传鼓动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导变法最好的人选不是康、梁这样书生气十足的文人，而是日本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这样的政客。只有老奸巨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自身都不能保，还谈什么领导变法。所以在整个戊戌变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举动比比皆是：天真地冀望于一个无兵无权无势的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退让，或者强硬，显得无所适从；在政变的关键时刻，又把全部的家当押在了“腹黑”的袁世凯身上。这样的思维又如何与政治经验老到纯熟的慈禧太后、荣禄等人对抗？可以说，是康、梁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葬送了他们的战友，葬送了整个变法全局。
从戊戌变法中，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不成熟。它的失败，也充分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度在清末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是不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的。在19世纪初，清政府为了对抗反清革命浪潮，再一次推行“新政”，将戊戌变法的主张翻版重新推出，试图以此来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但后来的“皇族内阁”让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成为一场闹剧，所谓“立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清朝皇族和贵族仍然不会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民权”、“君民共主”成为他们口头的承诺，这使部分立宪派的梦想完全破灭。要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只有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没落的政权这一条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