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背景下，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正式揭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发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警告。从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变法进行了103天，亦称“百日维新”。在这短短的103天中，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鼓励实业，设立铁路、矿务、邮政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训练海陆军，裁汰冗员、整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等一系列变法举措，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但是，新法在地方上的推行却不尽如人意，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少数官员以外，大部分地方督抚都采取观望甚至抵制态度。到6月1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境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变法被扼杀于摇篮中。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次以日本为师的尝试。在甲午战争以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破产，维新派正是看到了日本的成功，所以萌发了向日本学习的思想。用康有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在康有为的维新策划案 《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提出的主张多是对明治维新的“山寨”化：“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是仿效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是仿效明治初年的《政体书》中的议政官制，甚至连“参与”一职的名字也是原封不动照搬，康有为还写就了一本《日本变政考》以资参考。
但这次“以日本为师”的变法为何只维持了103天就以失败而告终？相比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百日维新令人扼腕不已。后世的许多人也在不断地思考，为什么同样是变法维新，日本能够成功而中国却失败，这恐怕并不能仅仅用中国“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这个原因加以搪塞，我们还必须从变法的过程、内容等方面来做深层次的判断。
首先，作为一场“以日本为师”的维新运动，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究竟对日本维新的情况了解多少？他们对日本维新情况的分析是否科学？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从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可以看到，康有为对日本维新的认识其实是很肤浅的，甚至他还出于自己的需要，在叙述日本维新的时候篡改史实。同时，康有为在著作中还暴露出了他“不知彼，不知己”的缺点，天真地认为日本维新的困难要比中国更大。因此，他过于乐观地提出“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这样的“预言”。殊不知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对西方列强来说吸引力要远小于地大物博的中国。且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先有“兰学”熏陶，后有幕府“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初步改革，这为变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明治政府也是一个比中国清政府更有集权能力的政府。这些康有为等人并没有认识到。由此可见，康有为对中国、日本的实际情况所知甚为肤浅，政治眼光充满了书生气。在不了解师傅，也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下推行的这一场变法，只能是一次“山寨”，达不到深层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