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拯救亚细亚 群体性心理解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是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欧洲列强占据了世界主导，亚洲的大部分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特别是东亚萌发了集体自救思潮，这种思潮是在西方殖民者不断东来的情况下被动产生的，它的发展却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
这种思潮的变化一开始是从一种“自卑”感萌发的，这种“自卑”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转变为一种发奋向西方学习的呼吁。在中国，至少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这种“自卑”感还没有蔓延开来，包括洋务派在内的许多人，都还认为中国的文化高于西方，只是在器物上不如西方。而在日本，幕府中的一些人在遭遇开国迷惘后，也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认为“东洋道德”要强于西洋，只是在“艺术”上需要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而已。这种思想在后来进一步被西方列强残酷击碎，日本人在“攘夷”的疯狂中体味到了失败的滋味，而中国人则是被西方文化技术武装起来的近邻日本所击败，从而更深层地了解了西方文明的整体先进性。
在吃过亏以后，“自卑”的情绪油然而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著作《文明论概略》中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他认为西洋文化要优于东方文化。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还一度有森有礼、西周、西村茂树等学者提出废除日文改用西方拼音文字的主张，津田真道等思想家也认为日本人相比西方人“缺乏智识和开化”，必须用教育来引导。这种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效仿和崇拜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当时正在进行以“条约改正”为目的的维新，日本人希望借维新向外国人证明日本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从而获得西方的认可，修改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还是出于对西方文明的畏惧心理和“自卑”感。所以，也有学者称呼这种思维模式为“日本人劣等说”。
中国亦是如此，在“天朝上国”的迷梦完全被击碎以后，中国在戊戌变法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批判。而严复则进一步把进化论思想融进社会学中，接受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一番大比较。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天数，后者恃人力。总之，中国的儒家文化“少是而多非”，汉学、宋学等等都是“无实”、“无用”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又有吴稚晖等一批思想家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中国文化界的近代思维模式虽说有日本影响因素，但出现这样雷同的发展轨迹，倒也是颇值得研究的。
在“自卑”过后，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决之道。一种是进行“全盘西化”，把东方文化完全改变为西方文化。在日本，明治政府为了达到“条约改正”的目的，不惜投入巨资，建造了一座鹿鸣馆，为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与西方的外交官跳舞提供一个场所，希望借跳舞来证明日本已经和西方一样是“文明开化”的国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在随后提出了“脱亚论”，鼓吹日本要脱离亚洲融入西方文化中。中国在20世纪初期，“全盘西化”的主张亦甚嚣尘上，最终在1929年，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这一主张，主张将中国的封建文化全面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