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仍不甘心放弃张发奎这张牌，他甚至认为可以留张发奎作为暴动的号召。此外，第二方面军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仍然在张发奎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不考虑。保持与张发奎的友好态度，哪怕是表面上的友好，打电报给张发奎，派人和他办点外交，都可能减少牺牲。
张国焘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此时此刻包括叶挺在内，在场的恐怕再没有一个人还对张发奎抱有幻想。事情明摆着，张发奎来，势必影响共产党与贺龙达成的默契。贺龙通过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若要拉拢张发奎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发奎。”贺龙不想张发奎掣肘。谭平山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说得更直接：“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拉拢贺龙，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发奎办外交。”
恽代英也不同意拉张发奎，他觉得即使牺牲张发奎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这些损失跟即将举行的南昌暴动相比，也属于小节问题。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敌当前最忌犹豫不决。
暴动迫在眉睫，首领们已经很少有人能耐着性子听完张国焘的理论。但作为策略，将张发奎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将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
此举纯属“反间计”，意在挑拨汪精卫、唐生智与张发奎的关系。
暴动开始时间终于最后敲定下来：8月1日凌晨4时发动，由前敌总指挥叶挺起草暴动命令，贺龙以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的名义公开发表。
根据李立三1930年2月的《党史报告》，由于对暴动时间的认识不同，南昌暴动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江西本地人称其为“七三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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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的各种准备工作，在起草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7月30日下午4点，贺龙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暴动的消息，明确作战对象就是驻扎在南昌市区朱培德第三军和程潜第六军的部队。朱培德反共态度比较明显，当在解决之列；而程潜态度左倾，似乎不应该被列入解决对象。此举事出有因：贺龙抵达南昌的当天，程潜的第五十三团也尾随到了南昌，似乎有监视之意。贺龙非常生气，决定将其一并解决。
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尤其是人员外出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以防走漏消息。
越是怕啥，就越来啥。
7月31日傍晚，贺龙第一团团长刘达五到第三营做临战检查的时候，发现三营副营长赵福生不在位。刘达五早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宣布，非经团长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营地。赵福生不辞而别必有蹊跷，此人原系滇军旧部，后来才编入贺龙部，在汉口驻扎时就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曾经私自离队。此时南昌城内的第三军就是滇军部队，赵福生如果跑去告密，后果不堪设想。
刘达五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报告师长贺锦斋，两人立即赶去军部向贺龙报告。
于是，前委不得不临时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发动暴动。
7月31日夜里11点整，贺龙向第二十军下达了暴动的命令。一个小时之后，部队按计划向指定目标进发。
叶挺的命令要稍迟一些，而且相对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