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都不如谭平山，被谭平山一顿抢白便不再说话。在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上，他与贺龙截然不同。叶挺倾向拉张发奎，而贺龙则并不希望张发奎加入，贺龙与张发奎之间并没有那么深的渊源。贺龙曾经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谭平山倾向于贺龙的观点，他认为既然已经策动贺龙暴动，张发奎参与不参与暴动并不很重要。相反，如果硬拉张发奎入伙，也许会挫伤贺龙的积极性。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对贺龙吸引力不可小觑。
张国焘见平时很少生气的周恩来动了怒，忙出来打圆场：“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这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然后又对大家说：“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既然大家的事情比较忙，你们派一个同志将这里的情形告诉我，等我看看你们预备的宣言。”
在座的人中，不知是谁又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张国焘作为五人常委之一，一路上接二连三地受到顶撞，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他大声申辩道：“假使我知道了情形，应当干，为什么不赞成干？我过马回岭的时候，已经告诉士第同志要如何干法，这是代英知道的！”
身旁的恽代英点点头。确实，他们到达九江和南昌之间的马回岭时停了四小时。利用这段时间，张国焘和恽代英见到了第二十五师的周士第，确定了暴动的实际办法。恽代英替张国焘说了一句公道话：“国焘倒是一样地告诉他们准备暴动。”
既然张国焘表态支持暴动，会场的气氛才和缓下来。
随后又讨论了暴动的具体问题，如机构的名称是否叫“革命委员会”或“革命政府委员会”、出席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对贺龙的态度等。
散会后，李立三留下来，向张国焘详细介绍了暴动的准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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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天，并不是功成名就的那一天，而是从悲叹与绝望中产生对人生挑战、勇敢迈向意志的那一天。
用这句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名言来定位南昌暴动这一天，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
但是，这样一天到来的却相当不容易，情况瞬息万变。
7月28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从武汉赶赴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行动。会议作出三条决定：第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从南昌撤回九江；第二，封闭共产党控制的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人。
还有一条更致命的消息：张发奎来电，8月1日他要陪同汪精卫、孙科来南昌视察。
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必须赶在他们来南昌之前动手。
7月31日上午，前委在贺龙指挥部召开了暴动前最后一次会议。
南昌《暴动宣言》已经草拟，此刻张国焘正在修改。为了赶在8月1日见报，必须最晚在31日午后就要送去报馆排字印刷。谭平山则认为宣言不用再改，就用原来的宣言也未尝不可，并质疑张国焘想操纵暴动。最后还是周恩来出来圆场，为宣言定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