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黄昏，叶挺向部队下达了命令：“吃完晚饭，把背包打好待命！”二十四师教导队接到的命令是：“据很可靠的消息，敌人要解决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先发制人！”第七十五团各营接到的命令是：“明天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
这些命令中，都刻意回避着敏感的两个字：“暴动”。
周恩来在暴动前，来到叶挺部向战士们作了详细的布置。他告诉战士们，每人都要买一条白毛巾，到了晚上8点以后，大家要把白毛巾围在脖子上。除此之外，每个人在右臂上还要扎一块红布。夜间行动用到的电筒和马灯，都要用红布剪一个红十字贴在玻璃上。
周恩来还拿出自己贴了红十字的电筒，示范给大家看。这是为了夜间识别敌我而做的简易标志，南昌城内驻军很杂，但都穿同样的国民革命军军服，没有明显的识别很容易被误伤。
周恩来还特意叮嘱：“今天晚上，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你们随时听号令行动，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右臂扎红布、电筒上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7月31日午夜过后，南昌城内响起零星的枪声，城内敌人有所察觉。
不久，城内几个重要据点周围，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暴动开始了！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在8月1日拂晓之前，南昌城内的敌人被完全解决。
城内敌军的士气并不怎么高，因为很多士兵已经三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
当时最容易导致军心涣散的莫过于拖欠军饷，而军阀部队中最习以为常的就是军官克扣军饷。暴动中被抓获的俘虏中，有位连长在大腿和腰间捆满了钞票，胳膊上还串了一对金手镯，正准备开溜，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军官指挥带兵打仗呢？
南昌城内老百姓处变不惊，他们对夜半枪声并不陌生。年初的时候，朱培德第三军的士兵在南昌城内因年关薪饷没有发足，就曾发生过鼓噪哗变。
至于那位告密者赵福生的结局不怎么美妙。“文革”中出版的一部有关著作中，简单地交代了一句：“暴动胜利之后，在滇军（第三军）的俘虏群中发现了赵福生，他受到了革命纪律的严厉惩罚。”
赵福生的告密，似乎并没有产生多大作用，因为滇军两位主力团团长都不在指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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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的两位团长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被人请去吃饭、打牌了。
请客的人叫朱德，是滇军的一位老资格，官拜少将军衔。朱德原籍四川，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有资料称，朱德为了报考云南讲武堂改过自己的籍贯，毕业后一直在滇军系统供职。
朱德加入共产党后，先是被派去在川军杨森部当党代表，属于政工干部。因为在杨森手下不好开展工作，又通过老乡与袍泽的关系把他派到南昌，做滇军第九军教育团的团长。南昌暴动之前，教育团大部分被遣散，剩下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朱德既不是南昌暴动的前委委员，也不在拟定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之内。但朱德与前委领导来往密切，他在南昌花园角二号的寓所成了他们落脚的好地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都去过，朱德总是热情招待，亲手做菜，还买了炼奶饼干给客人吃，这可是当时比较时髦的食品。周恩来在南昌系马桩的临时住处，也是朱德让自己的贴身卫士给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