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使老头们（指国民党元老）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
3.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
5.组织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的军官。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27年5月18日，地点在莫斯科。
这次会议既是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重要会议，也是苏共中央两位顶尖高手——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激烈斗争的会议。两人对中国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主张中共放弃武汉国民党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仍然信任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认为汪精卫仍然还是一位“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领导人”，因此主张中共“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此时斯大林打倒托洛茨基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会议通过的决议调和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和斯大林不放弃武汉国民政府的意见，决定中共不退出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但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个观点同以前共产国际的观点大相径庭，过去共产国际一直主张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共应该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因此中共应避免一切左倾主张，避免同国民党统一战线破裂。
斯大林信任汪精卫，罗易也认为中共如果想夺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汪精卫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应该力争取得汪精卫的信任。
抢在中共领袖之前给汪精卫看来自莫斯科的秘密电报，恰好说明共产国际与汪精卫不隔心。汪精卫当然明白罗易的意思，内心的感受极为复杂：一方面对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态严重。中国的国民革命即将到达岔路口，要么走苏维埃的道路，要么走三民主义的道路，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正如一艘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汪精卫后来在描述当时的心情时，如此比喻道。
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左派都不傻，这五点只要实施其中之一，国民党就完蛋了。比如改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的条款，说白了就是夺权；而武装农工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共军官，无异于让国民党失去枪杆子。国民党绝不会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更不会放弃赖以生存的枪杆子，也不可能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得来的革命果实。
争夺由谁掌舵的时候到了。
汪精卫看罢密电，内心虽然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没有当场答复罗易，而是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罗易思忖了一下，觉得汪精卫的慎重也有道理。临别时，汪精卫试探性地提出要把这份电报留下来仔细研究，罗易并没有答应，他解释说电文还没有最后审定，待晚上修改定稿之后再送给汪精卫一份正式的文本。
罗易抢先将密电送给汪精卫看，究竟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