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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和许克祥在革命后方武装叛乱，间隔时间很短。
尤其是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的处理不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深深地打进了一根楔子。共产党应该得到的北伐战争红利不断被分割和蚕食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四一二”事变中切走了一大块，剩下的部分虽说与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共有，但“马日事变”将共产党已经到手的红利又蚕食掉一大部分，但凡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咽下这口气。
道不同，不相为谋。
既然彼此之间已经心生嫌隙、离心离德，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这场政治联姻距离最后的解体，已经为时不远了。
就在这敏感而微妙的时刻，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突然使得整个局面波澜骤起。
这封电报通常被称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
其实，这封电报既不是共产国际发出来的，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
这封电报是联共(布)中央（即苏共中央）发给驻中国的三位外国人——鲍罗庭、罗易和柳克斯的，应该叫“联共（布）中央发给驻中国代表的紧急指示”比较恰当。
发电人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电文经过了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具体时间是5月30日。收电人鲍罗庭是苏联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柳克斯是苏联驻中国汉口的总领事，那么罗易是何方神圣呢？
罗易（也译成鲁易）的身份跟前两者不一样，他不是苏联人，而是来自印度的职业革命家。提起这位罗易总是让人想起上海滩上包着头巾、蓄着大胡子的印度巡捕，罗易本人确实也被中国同志戏称为印度“阿三”。但罗易并非泛泛之辈，他曾经当过共产国际驻墨西哥的代表，还当过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初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初刚刚来到武汉。
罗易一到中国，就曾警告过中共中央，说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果然被他言中。
这一次罗易又对汪精卫作出预测：认定汪精卫必然要和共产党同路。
这一次罗易却错了。
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做某件事同时有好坏两种结果，那么坏的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法则用在罗易身上，完全适用：当他预测某人将变坏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变坏；当他预测某人好的时候，往往他的预测就失败了。
按照规则，罗易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之后，是不能给中共领袖看电报原件的，要经过必要的技术处理，而且只传达文件的大概意思，而不是原文，因为文件的解释权在共产国际代表。
但对汪精卫，罗易却网开一面，情有独钟。
6月5日，罗易在武汉约见汪精卫，询问鲍罗庭是否将莫斯科的最新来电拿给汪精卫看过。汪精卫据实回答没有，罗易决定亲自把电报的原件拿给汪精卫看，电文已经进行了粗略的中文翻译。这份文件是根据《第三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而起草的，内容比较冗长，其中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要点一共有五项，译成中文之后，表述略有差别，大致意思如下：
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