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工人的鲜血赢得了社会的关注和同情。就连北京的国会议员对军阀的暴行也看不下去了，几位国会议员不顾局势险恶，骑着毛驴专程去长辛店机车厂声援工人，参加为死难工友举行的追悼会。有的议员还找到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李大钊，表示愿意提供经济帮助：“你们太穷了，工作开展不了，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
当然，罢工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
共产国际以募捐的方式，为罢工中的死难者家属提供经济援助。钱是通过“济难会”的民间组织转送到工会，再发给被捕、受伤和遇难者家属和失业工人手中的。大笔金钱过手确实让一些经管者红了眼、黑了心。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京汉铁路工会负责发放救济款的两位工人领袖，一位是负责发放南段救济款的张连光，另一位是负责北段的张德惠，两个败类竟然卷款潜逃，给罢工造成恶劣影响，两人也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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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是一面镜子，能照出人性中的善与恶。
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金钱面前受到煎熬，工人运动中的腐败分子如此，政治家们也未能免俗。
在苏联的协调下，1924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首次出现了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再次显示了动员群众的天赋，让国民党刮目相看。在随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南征中，共产党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打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对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广东革命政府又拜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广州誓师北伐。
北伐军以十万兵力迎战北洋军阀的七十万人，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破吴佩孚部署于华中、两湖地区的十万大军，后破盘踞江西、福建东南的军阀孙传芳，最后相机消灭直系张作霖，统一全国。
1927年春，蒋介石率北伐的东路大军相继占领富庶的江浙一带，在共产党人发动三次的工人暴动配合下，攻占沿海重要文化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但是，南方革命阵营内国共两党的分歧也日见加剧，最终导致了“四一二”事件。
国共的分裂，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于政治因素，实际上经济也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虽然能暂时缓解南方革命政府的经济窘迫，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革命经济成了彻头彻尾的战争经济。以1926年2月为例，南方革命政府财政收入只有一千六百万元，而用于军费的开支竟然达到一千三百万元，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政府的每一百元中就要拿出八十一元去打仗。
攻克上海之后，国民革命军的军费每月开支，仅军饷一项就已经达到两千九百万元，每月其他军需物资、作战消耗开支至少还要再增加一千万元；而政府的财政税收每月只能筹得一千数百万元。
敛钱的速度总是比不上花钱的速度快，革命政府也只好采取向老百姓转嫁负担的方法，如增加发行盐余券、房捐等的数额；增加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税种，如征收卷烟保管税每箱一元、加征渔业税百分之五十、码头捐按货每件增加两三成、开征房证金、发行二五附税库券等，总之就是伸手要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