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罢工还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此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如开滦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资，从以前的每月二十七元增加至三十七元。湖南常宁水口山矿是国内最大的铅锌矿，也是湖南赵恒惕政府的财库，那里的工人希望建立自己的俱乐部。安源罢工骨干蒋先云被派去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起了俱乐部，通过罢工，工人增加了工资，均分了红奖。
安源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其他地方的工人提供了罢工经验，而且还提供了经济援助。如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近两千元，援助株洲、长沙等地遭受水灾的难民千余元；此外还每月缴纳全国铁路总工会每月会费一百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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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划分，安源属于江西。
但共产党组织系统，却一直把安源归入湖南省委领导的范围。
继毛泽民之后，湖南省委又一位理财高手来到安源，他就是跟毛泽东一起办书社的易礼容。此时李立三被中共中央调出安源另有任用，俱乐部的领导由刘少奇接任。两人估计到，随着罢工胜利后工人经济收入的提高，购买力必然也会大大增强，正是盈利的好机会。经过商定，决定把工人消费合作社做大做强，除了加强安源老街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社的经营之外，又在安源新街设立了分社。
资金从哪里来？除了扩大发行股票的老办法之外，又采用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吸揽储蓄。发行新股确实是融资的好办法，为了让经济负担重的工人也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股票的面值并不大，每股只有五角。扩大发行的新股一共两万股，打算筹集资金一万元，募股对象主要是矿区工人。新股一上市，就受到热烈的追捧，工人们踊跃购买，为能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而自豪。
开办储蓄部也异乎寻常地顺利，工人们把平时节攒下来的钱存入合作社的储蓄部，完全不用担心安全。在此基础上，合作社决定变相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倒不是共产党的创新，安源煤矿资本家为节省流动资金，早就这么干过，他们自办发行的货币名为“矿票”，能当现金使用，与银元等值，但仅限于在矿区范围流通，在矿方指定的商店消费。
合作社发行的货币共一万元，以合作社的商品做保证，购买力明显高于矿票。因为矿票实际购买力仅为银元的百分之七十，与矿方勾结的商家还要从中捞一把。此时俱乐部会员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人之多，加上家庭成员，消费大军超过两万人，都愿意使用合作社发行的货币，而当时安源周围的总人口数也不超过十五万人。
安源成了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回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成了一种成功运作的模式，后来的各个根据地合作社，基本上都是按照安源合作社的模式建起来的。
对共产党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安源成了一个红色据点，五年之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这里成了暗伏的一颗重要棋子。因此安源的名气虽然不如井冈山那么响亮，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却有其不可忽视的独到之处。
安源罢工之后，共产党又组织过几次大的罢工，但结局远不如安源罢工美妙。
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在这次大罢工中，军阀吴佩孚撕下支持劳工的伪善面纱，对工人大打出手。工人领袖林祥谦被杀害，工人死伤百余人，被捕数十人，因罢工而失业的有三百多人。罢工的失败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全国五十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工人的言论集会等权利被剥夺殆尽，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硕果仅存，红旗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