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军控制的区域内，城市工商业者的日子不好过，农村种地的农民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又是共产党站出来，为农民说话。国民党主管财务的宋子文、孙科在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在革命军控制的各省预先征收一年的钱粮，因为广东的农村已经实行过这一政策。共产党反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毫不客气地说：“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
宋子文仍坚持必须在农村预征钱粮，毛泽东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两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十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不能实行呢？主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由于共产党力争，国民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六千六百万元的流通券和两千万国库券来缓解财政困难。此消息一出，立刻导致华中地区物价飞涨，群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甚至还不如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区。
即使是这样，北伐军的军饷仍然不足，各路催要钱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湖北唐生智、江西的朱培德、湖南的程潜以及归顺革命的西北军冯玉祥，都加入了讨要军饷的大军，政府累积欠饷少则几十万，多到数百万。这还是势力比较大的，一些杂牌军几乎没有得到过政府的军饷，完全靠向地方自筹。
不能靠政府拨款的军队怎样解决军费问题呢？
不用替他们担心，他们有的是办法。只要控制了地盘，敛取金钱并不难。
以北方实力派冯玉祥为例，他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般人认为像冯玉祥这样的行伍出身的大老粗，除了打仗之外不会有什么经济头脑，实际上他的经济头脑丝毫不逊色于专业理财师。冯玉祥接管了京绥（北京到绥远）铁路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军政要员免费乘车的特权，过去要员们乘坐这条铁路线不仅不买票，而且还要坐最好的座位，现在一律买票乘车。此举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还给冯玉祥披上了平等和不畏权贵的色彩。
既然权贵的钱都敢收，一般的老百姓就更不在话下了。于是冯军控制的铁路货运价格猛窜了三倍，每吨货物运价从过去的四元提高至十二元。此外，北京各旅游景点卖票的大规模实施，就是从冯玉祥主政北京开始的。他还创造性地定下了根据广告牌大小，按月征收广告税的创收模式。
冯玉祥还创设了西北银行，成立了西北汽车运输公司，垄断了西北的汽车运输。还有就是截留了要上缴中央财政的盐税，自行在辖区提高税率。如在他控制的张家口，凡输入重要商品税率均为百分之三，经张家口输出的货物都要征收装载税，对粮食和羊毛征收特别税，对卷烟课以百分二十的附加税。
冯玉祥不仅开源有方，在节流方面也毫不逊色。与他用胶皮水管给士兵们施以洗礼（冯将军率领全军集体加入基督教）相媲美的，是新年放鞭炮的典故。有一年元旦清晨，冯玉祥在郑州召集全体官兵行贺年礼，训话道：“今日元旦，应当放鞭炮庆祝。可是我们财政不足，而且也要节俭，就不买鞭炮了，我们就用嘴大声放鞭炮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