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宣武门的旧城楼，早已不存在。当年，在一二·一六的示威中，就在这座紧闭的宣武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用照相机，拍下了美国人无法理解的这段历史--一部分中国人反对外族侵略，另一部分中国人却来镇压--在游行中，北大校旗，先后换了五面，但屡次被警察撕毁。学生们一次次跑进布店，买来白布，再次写上“北京大学”。
有一部分学生，从前门冲了出去，列队走进天桥广场。黄敬站在这辆电车上，向涌动的人潮发表演讲，带领大家，高呼“反对成立冀察委员会”和“武装保卫华北”。
实际上，一二·一六大游行，比一二·九学潮更成功。如果说，在一二·九学潮中，北大学生多是观望，那一二·一六大游行，已经没有北大学生能无动于衷。这次蔚为壮观的大学潮，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
袁宝华回忆说，他在北大地质系读书时，宿舍里只住两个人，两个人在一二·九学潮之前，没说过一句话，但一二·九学潮改写了北大学生的精神生活，学生们又开始在群体议事中，探讨国家的命运。
不久后，北大学生得知，红军经过长征，落脚陕北。但此时的北大学生不知道，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有一次“长征”路线，恰好和红军相反，是南下昆明。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突袭卢沟桥，促发中日全面战争。很快，华北陷落了。国民政府下令，清华、北大、南开，南迁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紧接着，首都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战事也越来越吃紧。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中将，要求临大师生参军，化为抗日武装力量。蒋介石反对，下令临大继续南迁，为未来保存知识力量。
1938年2月19日，临大师生自长沙启程，跋涉两个多月，先后抵达昆明大后方。
在整个日据时期，北大只有文学院院长周作人留守，一直在北京执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