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介入北大，是从1917年为北大设计校徽开始。随后，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撰稿人，发表过许多惊世名篇。1920年，鲁迅来北大中文系执教，这是他一生中执教时间最长的大学--从1920年到1926年--整整6年时光。不过，鲁迅不是北大教授，一直是讲师。因为蔡元培规定，只有在北大全职教书，才可以聘教授。鲁迅一直是兼职，所以只能是讲师。
蔡元培一进北大，便邀请鲁迅，为北大设计了一枚校徽，这枚校徽后来一直沿用到1949年。随后，鲁迅加盟《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崛起为文学巨匠。
鲁迅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德语专业毕业生冯至，听过鲁迅的课，他回忆说，“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每一次，当鲁迅老师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教室，喧闹的教室只剩下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鲁迅经常在寓所接待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夜深了，他总是端着油灯，把学生们送出寂静的胡同。
鲁迅在北大只是兼职，所以从不以“北大老师”自居，但是1925年北大校庆27周年，学生会请他写篇纪念文章，他却欣然应允，写了《我观北大》。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大为死难学生举行隆重追悼会。鲁迅写下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说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此后，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进京，京城一片肃杀。因为师生恋和婚外情，坊间议论纷纷，鲁迅从此去了南方，1936年在上海病故。
1920年之前，影响中国最大的，还不是鲁迅，而是三只“兔子”。留欧的蔡元培，比留日的陈独秀大12岁，陈独秀又比留美的胡适大12岁，他们的生肖都是属兔，被戏称为“改变中国文化的三只兔子”。
后人常认为，蔡元培做了10年北大校长，其实10年中，他的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有时候，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离京出走；有时候，在欧美考察大学教育；有时候，在忙于党务政务。于是，他经常把校长之实，委托给北大总务长蒋梦麟。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师和学生，应该以做学问为本分，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五四学潮中，蔡校长一度离京出走，经过师生一再恳求，才勉强回校。回校之前，他发表文章说：“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对欧美的考察，更坚定了他平民教育的理念。他坚持读书不为做官，坚持男女同校。这些戒条，对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