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之后，泰勒女士确定哈罗德已准备好继续前进到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终阶段。最优秀的学习者在开始撰写论文前，首先要花时间进行信息编码。而哈罗德现在已经花费了数月时间对信息进行编码和再次编码，是时候提出讨论并归纳观点了。
哈罗德在他的一篇日志里绘制了一幅图画，命名为“毕业舞会上的伯里克利”。画中一个穿着希腊式长袍的男子，被一群穿着燕尾服和礼服的孩子围在中间。泰勒女士建议他用这幅画的标题给论文命名。她注意到哈罗德在日志中交替着记录他对古希腊的研究和高中生活，但是创造力来自两种彼此不一致的知识网络的混合。她希望他把对古希腊的想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整合到一起。
哈罗德坐在家里，面前的地板和床上铺满了书和日志。如何将所有这些内容转化为一篇12页的论文？他读着自己的旧日志，其中有些内容让他有点尴尬。他翻了翻几本书，同样没什么想法。他给朋友们发短信，玩了几个单机游戏，浏览脸谱网（Facebook），又回头翻书。他不停地打断自己的思路，再重新开始。人们在执行任务时如果被打断，就需要多耗费50%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而且会多犯50%的错误。大脑不能很好地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它需要连贯的思路，在不同的激发网络之间连贯地转换。
问题在于哈罗德并没有掌握他的资料，而是被资料控制了。他从一项事实跳到另一项，并没有找到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整体方案。他现在有点儿像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这位生于1886年的记者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向舍雷舍夫斯基展示了一个由30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复杂方程式，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他们把这张纸放在一个盒子里，封存了15年。当他们拿出这张纸时，舍雷舍夫斯基能准确地回忆出方程式的内容。
舍雷舍夫斯基能够回忆，但却不能提取记忆。他的生活中有大量的随机事件，但他无法将它们组织为可重复的模式。最终他甚至无法搞清隐喻、明喻、诗歌乃至复杂句子的意思。
哈罗德也有点儿处于这样的僵局，尽管程度没有这么严重。当他考虑与高中相关的知识时，运用的是某种特定范式。当他考虑与古希腊相关的知识时，运用的是另一种范式。这两种范式无法契合在一起。他没有任何可用于论文的核心论点。作为一个正常的17岁的孩子，他决定抛开论文去睡觉。
第二天晚上，他关掉了手机和电脑，下定决心集中注意力，让自己远离网络生活的数据迷雾，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
他没有直接开始动笔，而是回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里记载的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讲。阅读经典作品的好处在于，更容易让思维进入活跃状态，而在哈罗德读过的所有书中，这篇演讲最能激发他的想象力。例如，伯里克利歌颂了雅典人的文化：“我们崇尚美丽的事物，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崇尚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做可以夸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为避免贫穷而不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