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的《留日史》，不但扬弃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观的论点，更把《史稿》中原占极大篇幅的留日运动发展史内容浓缩成为一章，又补充不少战后新见资料，另立章节探讨与留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历史课题。该书经改写后，使读者对留日运动的历史及其时代意义有更明确的认识。新著显示实藤先生的匠心与造诣，均已超迈往昔。留日学生史的研究，的确可视为实藤先生毕生致力的学术事业。读者不难由本书的撰述经历，体会作者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及其对学术的诚挚态度。
此外，实藤先生又是研究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学的专家，其重要著作有：《明治时代中日文化的联系》(1943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略史》(1955年)、《为了日本语的纯正》（1956年）、《中国的文字改革》(1958年)、《近代中日交涉史话》(1973年)等；编译作品有：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与丰田穰合译，1942年)、老舍《四世同堂》(与铃木择郎等合译，1951—1952年)、王瑶《现代中国文学讲义》(与千田九一等合译，1955—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国语文法讲话》(与北浦藤郎合译，1956年)、《大河内文书——明治中日文化人的交游》(1964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与郑子瑜合编，1968年)、《中日非友好的历史》(1973年)、《近代日中文化交涉史话》(1973年)、《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0年)、《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1981年)，合共数十种之多。
《留日史》中译本据1970年的增订版译出。两位译者与著者虽然年差半百，但自1968年起即结忘年之交，且曾多次合作，研究《留日史》的翻译工作，因此经常获得原著者的鼓励和帮助。中译本直接引用的罕见中文文献，即多由原著者提供。在译文方面，译者经常通过书信向著者请益问难，必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详尽答复。此外，原著者又同意译者订正原著若干漏误，删节过长的引文，更动原著若干章节和段落，务使中译本在外观上与内容上均可达致更佳的平衡。至于遣词用字方面，著者更鼓励译者可作藻饰。著者以上种种虚怀若谷的做法，使译者深为感动。译者复参考新近出版资料，重编留日史大事年表，补加译注和征引文献目录，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大方便。
本书的翻译，由开始动笔至定稿完成，荏苒已过十三载岁月。在这段悠长的日子中，由于种种原因，翻译工作时辍时续，使本书未能早日与读者见面，我们惟有向原著者和读者表示最深的歉意。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京都大学岛田虔次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逊(Marius B. Jansen)教授先后大力荐介原著，使我们加深对原著的认识，从而促发翻译的动机和坚持翻译的决心。在翻译过程中，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王德昭教授、陈荆和教授、孙国栋教授、王尔敏先生、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黎明先生等师长经常不吝赐教，良深感纫。复承汪向荣先生、萧滋先生、余冠初先生、梁国豪先生、陈湛颐先生、周佳荣先生、李朝津先生、何炳坚先生、何镇中先生等，或润饰译文，或提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妻子谭丽萍女士和林洁明女士，分别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分担了不少劳苦。
对于原著者实藤惠秀先生，我们不但衷心感谢他十多年来对本书翻译工作的指教和帮助，更要感谢他半个世纪以来献身留日运动史和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战后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努力和成就。
译者识力有限，本书谬误之处，与上述诸位师友无关，概由译者负责。冀盼同道先进，不吝批评指正。
谭汝谦
林启彦
1981年3月5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