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文化之争的背后，还有一个文化的隔膜。中国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给其添油加醋则很老练，于是教会的诸多行为在中国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骗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药”；比如“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药，与伊同睡，采阴补阳”；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传洋鬼配以中国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八斤白银来。鲁迅在自己的《论照相之类》曾说他小时候听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洋鬼子挖了中国人的心肝，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着宝贝的地方，火芯儿就弯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发财了，洋人为什么那么有钱呢？就是这样搞来的。
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各地教案层出不穷。外国传教士干预教案的审判，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案前案后免不了仰仗洋人的势力欺侮非教民。当然，非教民也会找教民出气。因为教民在地广人多的中国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几滴水珠，一不小心就被蒸发了。据载，义和团兴起时，山东天主教徒有47221人（传教士85人），新教徒有14776人（传教士180人），而清末的山东人口，按户部统计大约是3000多万。这样算下来，民教比例乃500︰1。所以，非教民逮个机会欺负一下教民也不是很难的事。总之，多种因素导致民教之间的仇视一日更甚一日。一些地方官动不动因教案而倒霉，西方的游戏规则不懂，中西之间的条约不懂，就连自家的案子也从来是乱判的，所以一遇教案，总掌握不好平衡，四处不落好，心底里自然也恨洋教。领事裁判权及与中国官员平级的制度下，外国教士居然跟外交官似的，也具有了类似外交豁免权的特权。教民呢，跟在其后耀武扬威。原先吧，不管啥民，只要是大清子民，在官老爷面前都得把头磕得嘣嘣响。老爷让他们抬头，他们绝不敢低头；老爷叫他们低头，他们绝不敢抬头。现在可好，他们不但不跪了，有些人还咆哮公堂，直接跟官老爷论理论法呢。官爷的威风何在？所以，面对洋教，不只是民怨沸腾，连官怨都沸腾呢。所以地方官背地里支持村民与洋教斗，也不算稀罕。这样一来，传教士对地方官也不满意，常向总理衙门告状，搞得总理衙门招架不住，遂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颁发了一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把传教士的中国式品秩用条文固定下来，确认他们遇有教案，可转请公使或者领事，同总理衙门或地方官交涉办理，也可直接与地方官商办。传教士的特权更加合法化与明确化了。
纵观整个中国教案史，我们就会发现，义和团运动就是个特大教案。按美国学者柯文的说法，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义和团是黄祸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