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群众反贪”，有些规定近乎苛刻，比如他对“贪官”的界定，不只是贪污腐败，更有许多奇怪的内容。比如，地方官如果下乡视察，就要被治罪，理由是官员下乡，就有可能害民。对这奇怪的逻辑，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后来讽刺说：“你如果不让官员下乡，那么官员怎么了解民情，那些不干活的官员，不就有了偷懒的机会了吗？”言下之意，此等规定，就算杜绝了贪官，也得养出一群懒官。
除了对官员外，对老百姓，朱元璋也有许多奇怪的规定。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原府代州县令奏报，当地有三百多户农民违法外逃，请求朱元璋下令，派衙差抓捕这些外逃农民。朱元璋回复说：“如果这些外逃的农民，有在外面种地的，那就允许他们在当地定居，并登记落户，不做惩罚。但如果有在外面做生意的，就要作为不务正业的流民，一律逮捕治罪。”在朱元璋眼里，除了种地外，大多数职业都是不务正业，尤其是经商。
在朱元璋时代，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动不动就犯法。谈迁《国榷》里记载：朱元璋时代，禁止晚上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也禁止晚上大家一起走夜路，发现了就要治罪。仅朱元璋的家乡凤阳，一年就有六千人犯法被抓。另外做生意的合法商人，遭到盘查的时候，如果手里货物提前卖光了，也很有可能被当成流民抓起来。谈迁在《国榷》里说，这些情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他，想想就害怕。
但朱元璋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害怕，相反，却是为了他治国的理想。在他的《大诰续编》中就说，他希望老百姓们家家户户可以做到“互相知丁”，也就是相互间都可以知道对方家里的人口情况，即要求老百姓互相监视，相互监督。朱元璋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觉悟，那么老百姓就能过上“仁寿之乡”的生活，即享受和平安乐的盛世。
但朱元璋的这些规定，有时候也起到了反作用，比如他禁止健全的农民不工作，同时又为残疾人制定了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就发生了荒唐事：洪武十九年（1385），福建莆田三个不愿意务农的农民，为了逃避劳动，居然把手指头切了，然后跑到政府骗救济。事情败露后，朱元璋痛心疾首，也只能将这三人杀了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