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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部的访日团之前，新华社派出的技术考察团已经先期回到了北京。他们对日本共同社、日立、NEC、松下、写研、高千穗、东芝等公司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
他们看到，日本共同社采用磁芯技术解决了2000个左右汉字和片假名的存储问题，工作人员使用大键盘键录稿件；在一家企业的研究所里，主人还向他们展示了对汉字进行“空心字”和“涂黑”的压缩技术。在写研公司，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光机式照排机。考察团团员孙宝传说：“整个印刷厂就像一个干净的医院，每人身穿白大褂在空调房间里干活，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未来我们新华社的系统也会变成这样吗？”中国人已经暗暗把这样的模式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不久后，新华社就提出了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改造全社收、发、编、印的指导思想，即对中、英文稿件进行一次性加工处理，实现在新闻通信、印刷出版、资料检索等多方面共同使用的目标。
1973年初秋，以严文井为首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他们特别在商务印书馆的礼堂举行了一个总结大会，竟然有出版系统的四五百人参加了会议。严文井以其诗人的气质宣布：“从这一次对印刷考察的成功开始，应该（在中国）引起一场印刷革命！”
在那个向国家出版局呈送的汇报报告中，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由出版局制定印刷技术改造规划，在国家计委领导下，协同有关各部，分工协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强对技术改造的领导，使之能在若干年内彻底改变面貌。”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个良好的愿望和积极的打算不幸落空，“我们的总结一到结束，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批林批孔的运动中去了。”严文井和王仿子都不了解的是，此时此刻，周恩来也同样因为投降派的罪名，正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接受最高领袖的批判。
好在这么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了在政治运动中干活的本领。
无论如何，在1972年之后，类似的“革命”的火种正在被点燃。四机部与北京市科技局又先后多次邀请日本高千穗、电子产业、大仓和富士通等厂商来华就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电子照排设备的研制技术问题进行座谈。
郭平欣留意着这所有来自日本的信息。“日本开始也走过以假名代替汉字的处理过程，但由于同音异字太多，日本国民的心理也接受不了取消汉字的做法，于是放弃了拼音代替汉字的想法，专心于汉字处理的研究。”
就连日本人都无法完全弃汉字于不顾，作为汉字的鼻祖，中华民族又如何能够抛弃伴随中华文化五千年的汉字，抛弃五千年浩如烟海的汉字文献，搞西化、拉丁化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