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信中所说“通论清代学术”一书，即《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缘起，本来是其学生兼朋友蒋百里请他为自己所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一篇序，但如其所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也就是说，他把一篇序文写成了一部书，此等事也许只有梁启超才能做得出。但他在这里又说是受到胡适的嘱托，要他写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而他也为此所打动，于是才有了这篇篇幅虽短却令人惊叹的天才著述。胡适是否有过类似的建议，并不重要，梁启超这样说，一是要在后学面前表示谦虚，再有便是和胡适套近乎。所以，他在将此稿交给蒋百里连载于《改造》杂志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并钞成副本，请几位朋友“评骘”，这其中就有胡适。其后再版，他在序文中特意说明，新增加的三个小节和改正的数十处，就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意见。胡适在1921年5月2日的日记也记下了此事：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100页）
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见了梁启超的书，“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的墨学研究在20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同上，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