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说：“这是胡适当天亲笔所记，应该最可信。”（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15页）巧的是，梁启超这时恰在北京。梁启超于1918年12月启程赴欧洲考察，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归国，3月5日抵达上海，19日到达北京，24日返回天津。他在25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入都”一事，说是“向当道循例一周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03页），即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汇报旅欧的经历。朋友自然也是要见的，林长民（宗孟）更是非见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后来的儿女亲家。这次梁启超赴欧，以私人资格参与巴黎和会，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在国内与他遥相呼应的，就是林长民。当他得知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将影响中国在巴黎和会收回山东主权的消息后，第一个打电报给林长民，才有了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所作《山东亡矣》一文，并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时隔半年多，梁启超回到北京，林长民组织个饭局，为老朋友接风洗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而胡适被邀请出席这个饭局，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们知道，梁启超赴欧之前，胡适曾致书请求一见，也许当时任公先生行程紧张，当天有事，未及与胡适见面，那么，现在旅欧归来，恰好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而胡适当时未能见到梁启超，也许还有他自己的原因。1918年11月23日，即他约好与梁启超见面那天，母亲突然病逝，消息传来，或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旅欧归来的梁启超是很愿意主动与胡适来往的。据胡适《日程与日记》1920年8月27日记载：“梁伯强（梁善济，字伯强，立宪派元老）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359页）这是见于记载的数月之后的又一次饭局，可见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多有交往和交流，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多。梁启超是个很少成见的人，既然他很想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联络新的同志。但新的同志对他这个老牌立宪党人、研究系的首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也许是他拒绝梁启超的邀请，一起搞什么制宪运动的原因之一。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交往，政治谈不到一起还可以谈学术。这一年的10月18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