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对梁氏的颂扬或许有些过分，但其所说，却也有很大部分是实话。他很关注梁启超的学术动向，1916年在美期间，还写了《驳梁任公<管子>》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等文章，认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谬误。这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少年，经过七年的留学美国，不仅眼界大开，而且，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学术训练，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他也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这一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取道温哥华途径日本回到上海，时为7月10日，陈独秀正打算专程到上海见他。9月，他即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于是，胡适与梁启超会面的机会也就来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适动了要见梁启超的念头。此时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学，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梁启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请好友徐振飞（新六）致信梁启超，徐在11月7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为表示郑重其事，胡适在赴津前两日（11月20日），又专门写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访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同上，872－873页）
胡适初次会晤梁启超的时间，被认为是1918年11月23日，地点就在天津梁启超的私宅。几乎所有人都言之凿凿，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编撰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其根据就是徐振飞与胡适这两封《致任公先生书》。2004年9月，余英时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其中提到了胡适的《日程与日记》，在192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宗孟（即林长民）饭，初见梁任公，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