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约翰·劳计划的失败，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法国现存的信用机构”。值得反思的是，英国也有它的“南海泡沫”，为什么同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在英国呢？事实上，南海公司股价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与前者并无不同：它从1720年1月1日的每股128英镑涨到7月1日的每股950英镑，两个月后又下跌到每股775英镑。不过英国所遭受的系统性损害程度却要轻微得多。在法国，西印度公司和皇家银行双双瓦解，不仅如此，约翰·劳所创造的一大部分资产和现金—面值约为40亿里弗—都被拒绝承认，仅有16亿得到维萨清算委员会的承认，它们被换成政府债券，利率仅为2%~2.5%。英国的情况则与此大不相同，虽然南海公司股票持有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但英格兰银行和英镑（其价值与黄金挂钩仅有3年）却依然安然无恙。当局者认为南海公司规模庞大不会就此垮台，于是议会接管了部分债务，420万英镑的名义资本（总额超过3 800万英镑）由英格兰银行以现金购买，并换成利率为5%的债券。到1723年，该公司的股价回升到票面价值以上，其半数资本转换为债券。那些把终身年金债券（收益率通常为14%）换成南海股票的投资者，以及在泡沫期间投机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无疑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受害程度却远远低于法国，法国许多投资者和债权人亏得一干二净。
由于约翰·劳的失败以及后期不当的处理方式，导致法国的信用体系仍处于一个封闭状态，它的私人信用局限于公证人精英阶层提供的“信息网络”。政府信贷越来越依赖过去的短期借款形式和出售公职的做法。如我们所见，对公职的投资与英国国债投资并无太大区别，只不过前者的利息支付形式为工资。1660年，科尔伯特估计法国约有4.6万的公职人员，其资本投资总额为4.19亿里弗，而到了大革命最终清算这一体系的时候，支付给公职人员的赔偿金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8世纪中期，出售公职显然已不再能够解决旧政权的财政问题，转而变成了一个根本性的财政问题，这是因为公职人员是反对财政改革的最强大的利益集团之一。1750年，法国当政者开始开辟新财源，他们将视线投向了终身年金债券，随后终身年金债券逐步取代公职出售，成为国王最便利的资金来源。但越来越多的终身年金债券逐渐不再考虑购买者年龄的因素，均按统一利率发售。1777~1781年，内克尔通过终身年金债券以及其他方式筹得5.2亿里弗，其支付期限很少有超过20年的。而他的继任卡罗恩和布连恩却无法与之相比。尽管1787年11月规定新贷款必须在巴黎最高法院登记，然而王室财政更多地依赖于对将来税收收入短期预支的续借（当时已达到2.4亿里弗）。当政府试图驳回法院召集议会的要求时，“政府平时的债权人都拒绝借款”。1788年8月，布连恩被迫中止支付甚至是长期年金的利息。正是这样的债务危机迫使政府召开了议会。
直到大革命引发了又一次的金融大崩溃，法国才开始以英国为模板改革其金融体系。自此之后，政府的借款形式改成利率为3%~5%的永久年金债券。法国年金债券此时已经像联合债券一样成为标准的流动证券。它和持票人债券不同（例如，持票人债券可以在买卖双方之间自由买卖），永久年金债券受益人的名字登记在公债花名册中。与之相对，持票人债券的持有者无论何人，都可以在利息到期时剪下息票兑成现金。
这个时代另一革命政权所发展起来的金融体系与法国金融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下，美国建立了在本质上类似于英国的公债体系，尽管它的联邦财政体系更接近于荷兰体系。早在1779~1780年，汉密尔顿便勾勒出一个计划以“恢复票据信用，建立永久基金以备政府未来的不时之需……取约翰·劳以及其他前人计划之所长，去其所短” 。1789年，他成功地为破产的美国十三州联邦的旧债融资，将其转换为利率为6%的新债券，和联合债券一样，这种新债券也可以按其面值赎回。两年后，他克服了托马斯·杰斐逊及其他人的反对，建立起美国银行，该银行仿照了英格兰银行的规章，并像100年前的英国一样，也发行银行股票（该股票在1791年年中首次公开发售中成为大热门）。如大家所知，汉密尔顿的中央银行后来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重新发给第二美国银行执照的议案。汉密尔顿试图为美元建立金银基础的计划也因为白银逐渐外流到拉美而遭到破坏。19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奉行“自由银行”原则和纸币政策，多达1 600家银行发行超过10 000种不同的纸币（虽然在内战前，纸币仍在理论上和白银挂钩）。直到1863年，美国才采取措施减少发行纸币的银行数量，并建立了标准的全国性纸币。直到1879年，美元才恢复了与金银的兑换率，但究竟应和何种金属挂钩仍有争议。直到1913年，中央银行才最终以联邦储备系统的形式创立起来。不过汉密尔顿创建的英式风格的国债得到了保留。而在很多方面，美国金融体系比英国更鼓励私营部门发行证券，以深化并拓宽资本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