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扶贫救助所取得的成就不常被人提及。1914年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友好社团”是谨慎储蓄的大户。在1914年前，登记和未登记的慈善机构、“友好社团”、工会以及其他救助会和自助机构的开支总数，一直都高于《济贫法》下的年度预算，它也让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形见绌。早在1803年前，即有9 000多家互助社团或友好社团，其成员超过70万人。到1877年，注册的友好社团成员人数上升至275万人，而之后40年不到的时间里，其成员人数增加到660万人。此外未注册的社团成员还有200多万人。1911年，英国推出国民保险时，该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中有3/4的人已是友好社团的成员。即便在那之后，私营保险的发展速度也比国民保险更为迅猛。二战前夕，私营保险机构所签订的保费超过国家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总数。而自助机构就不只是维多利亚式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它对于很大一部分劳动人口来说是很现实的。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的“多管闲事”产生怀疑，特别是对不明就里却要干涉他人生活的做法产生反感，例如，某位隆顿矿工在1912年接受费边主义者R·H·托尼采访时说：“强迫我们这些大老粗按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生活。”对于服务型国家抱有反对态度的不仅是像希莱尔·贝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
此外，即使没有国家的推动，对那些困难人口的民间援助也是源源不断的。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自愿纳税”为教育、保健等多种援助目的提供了丰沛的资金。在英国，1910年注册的慈善机构的总收入为1 300万英镑，高于当地政府的救助开支（1 230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小型慈善机构以及教区教会和新教徒教会所募集分发的款额。对遗嘱的抽样统计显示，1899年前，平均有13%的遗产被捐赠给慈善机构。
然而，20世纪初，由于社会主义理论、自由主义学说中的“新”自由批判，以及保守派对布尔战争中暴露的“国家效率”下降的担心，要求加强国家干预的呼声日渐高涨。1914年前，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右翼政党，对公共开支的上涨都负有责任。在英国实行义务教育和对爱尔兰农民的补助是由索尔兹伯里的保守派政府提出的，他认为后者是“我们不得不为英国与爱尔兰国会合一所付出的代价”。但是真正的分水岭是在自由党所执政的1905~1915年。自由党推出了学校就餐制和学校义务医疗检查制，并且采用了德国俾斯麦创建的制度，对70岁的老年人发放非分担养老金，对于那些低收入者，他们推出医疗和失业国家义务保险，保费由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
和许多欧洲大陆体系一样，英国的国民保险建立在现有的友好社区和保险公司的基础上，不能认为它是失败的。当然，国民保险并不将家属包括在内，而且财政部对支付和福利发放也进行严格控制。但另一方面，从1912年到1938年，国民保险所覆盖的人数上升了4倍。由此，对老年人、病患、贫困人口的资助成了整个公共支出中不可或缺并且持续增长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的公共开支也有所加强。1834年的新《济贫法》对19世纪英国地方政府的开支作出了严格规定，它有效地吓退了一切开支，却无法阻挡贫困交加的人们对微量救济金的索讨。而19世纪80年代起，情况有了转机。1885年，皇家委员会授权伦敦地方政府对首都地区的住房条件进行改善，1902年，地方政府又承担起提高教育的职责。从1870年到1913年，地方政府的开支增加了5倍。而在德国，联邦政府授予各州政府更大的自由度，致使它们在教育、福利、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开支逐步增加，到1913年，上述方面的开支总额几乎占了公共部门开支的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