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长期以来都能通过税收从国民收入中取得大量财富，如果认为高纳税负担只是20世纪的产物，那是不对的。18世纪后期，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财政收入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6~1/4。16世纪末，威尼斯的税收收入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16%，而它的联合省在1688年的相应数字约为1/4。据计算，法国的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450年的18%降到1525年的10%，但在随后的17世纪里，又快速地升到1683年的31%，并在1789年达到38%~40%的高峰。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尔申科隆估计，俄罗斯在1710年的税负约为整个谷物产出的2/3，这一课征强度此后没再出现，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又恢复。
英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它税负逐日加重的历史。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王室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从未超过2%，若把官方和地方时而强制性的贷款也计算在内的话，该比例也不过为5%。据早年的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丹文奈特估算，即使是到了1698年，英国人的税负也比他们毗邻的欧洲大陆国家人民要轻：荷兰人和法国人的纳税额支出占其收入的1/5，而英国人的相应比例为1/8。而在18世纪，英国的税负开始快速上升，其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从17世纪80年代中期的4%上涨18世纪战争时期的17%~20%，即便如此，它的税收收入绝对值也低于课税不足的法国，不要忘了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的国民产值为英国的两倍多，英国在军事上之所以能对迎比它更强大的法国，主要在于它的高税负，1788年，英国税收收入占国民产值之比是法国的两倍（分别为12.4%与6.8%）。法国只要能够提高税收收入，它的财政危机也就能够避免了。
如第一章所述，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以及进而的税收加重主要是由于战争，在和平时期，国家开支和税收往往会大幅下降，也正是这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多数国家在19世纪的纳税负担降低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之不同的是，20世纪出现了棘轮效应。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各国的公共开支都未能回归到战前水平，无论从绝对值上看，还是调整了通货膨胀因素，或是平摊为人均公共开支或与国民产值相比，都是如此。按20世纪90年代的物价水平计算，1913年英国的公共开支为153亿英镑，10年后为275英镑，而二战后从未低于600亿英镑。此外，无论是实际价值还是平摊为人均，虽未发生大战，但1945年后的公共开支仍逐年增长。即使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其趋势也呈上涨势态，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趋于平稳。同样，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20世纪50年代为16%，60年代为18%，70年代为19%，80、90年代为22%。美国公共开支的高峰出现在1992年（36.6%），2000年为32%。欧洲的公共开支占比上涨得更高：英国的峰值为45%（1993年），德国为50%（1995年），法国为55%（1996），意大利为57%（1993）。发达国家最高的公共开支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1993年的该比例为71%，丹麦为60%。这不同于前几个世纪，那时如此高的公共开支水平只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
对于这种高公共开支的现象，一般的解释为向“福利国家”迈进。但是“福利国家”这个由曼彻斯特大主教威廉·坦普尔在1928年首次提出、现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名词，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假如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所指的是旨在减少收入不均—不论是给低收入者的直接补助还是为穷人提供低廉的服务，那都不是现代的新事物。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几乎有一半的成年男性都接受过国家某种形式的补贴。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国家开支的10%用于救济下等贫民。然而，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多数财富转移都是从纳税人流向相对富裕的群体，如律师、士兵、武器制造商以及金融家。在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皇帝和122位贵族，虽只是1.1亿人口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却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1/8的财富。尽管如此，西方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态度却是摇摆不定的，它有时会在危急时刻提供公共救济，但更多的时候是把关怀穷人的责任留给慈善机构或自助机构，把这个边缘群体交由国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