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断挥舞着胳膊，一遍遍地喃喃着：
“文件烧着了！所有的文件！”
“烧文件总比烧人好！”我告诉他，可是他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他所能想到的只是文件……他很悲痛。我发现他很滑稽，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但我同时也很恼怒。“他们在开枪射人，”我愤怒地说，“你还在关心那些文件。”他望向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只是不断地哀叹着：“文件烧着了！所有的文件！”
文件由工具变成了目的。
希特勒对官僚机构也颇感忧虑。1942年1月，希特勒在与希姆莱共同进餐时，勾勒了一个初步计划，即通过简化德国税制，“将官僚机构的数目降低到现有水平的1/3”。
关于直接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上一年的纳税额作为再次征收的基础。纳税人将被告知：“你的应纳税额和上年一样。如果你今年的收入减少了，请照实汇报。如果收入增加了，你应该立即缴纳相应增加的税额。假如忘记上报增加的收入，将严惩不贷。”……把事情简化，申报税的难题自然得到解决……
如果我向财政部说明这件事……他们会思索片刻后告诉我：“领袖先生，您说得对。”但过了6个月后，他们会忘得一干二净。
和普遍观点一样，希特勒也认为官僚机构能够自我繁衍。“让人烦恼的是简便易行的税制不合这些行政绅士的脾胃。要是真简化了，那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哪里能找到法学工作？没工作做了嘛。”但希特勒在促进党政机构间的竞争时，其实也促生了庞杂的官僚机构，正如他自己承认的：
原本只是想在萨尔兹堡创建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可突然之间他们就需要一栋500个房间的大楼了……我创设了宣传部，目的是要为大家服务……如今哪个政府没有自己的宣传部呢？戈林想从我这里讨命令，要我授权给史都卡和莱茵哈特（财政部长和内务部长），好让他们去重组行政工作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可是我拒绝了，为什么要委任他们去达成这个目的呢？事实上，财政部和内务部自己才真是机构臃肿。
但公共部门的膨胀不仅仅局限于极权国家。到1950年，由于大规模的国有化，英国公务员占总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已经高达10%。图7显示这种增长趋势在发达国家或多或少都有存在，只有一个国家有明显的相反趋势。在经合组织的17个国家中，12个国家的政府雇员人数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后几乎没有下降。在瑞典、挪威和丹麦，公共部门雇员人数比例已经超过了30%。在法国、芬兰和奥地利，该比例也超过了20%。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占比超过15%，瑞士和希腊紧随其后。与之不同的是美国，它的政府雇员人数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而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和日本的高峰出现在80年代。只有英国政府雇员人数在达到高峰之后有所下降：1983年它的政府雇员人数占比达到战后最高峰，即22%，1999年该比率下降到13.6%，这个数字甚至比美国还低。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和希腊的公共薪资开支较低。
暂不论公职人员人数保持高水平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成本是什么，一个最直接的财政问题是：公职人员的薪资该如何确定？它既缺少像私营部门那样用来衡量生产力的相关信息，通常还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联盟及其他团体的压力，他们要求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增加工资。公共薪资开支数目令人瞠目。1992年，英国公共部门薪资开支占财政支出的1/3，美国为1/5。工资的小幅增长会对财政产生极大的影响。一个现代民主政治的自相矛盾之处就是国家倾向于用增加公职人员工资来回应人们对公共部门的批评。举一则英国的例子，增加国家健康中心护理人员的工资就意味着要削减医院、床、设施和医药方面的预算，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病人的护理条件，当然，护理人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