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采取出售公职这种方式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财政成本超出了它的收入。虽然只有少数公职持有人可以获得薪资，但他们仍构成了王室的巨大财政负担，它只能靠某些针对公职持有人的税收（公职税）来稍加缓解。早在1639年，向公职持有人支付的年薪便已经超出了当期出售公职取得的收入。到考伯特时期，王室出售公职所得为200万里弗，但需要支付830万里弗的薪水。虽然考伯特成功地废止了2万个公职，但他节余下来的资金又在17世纪70年代对荷作战中消耗殆尽。而1770年莫普的再次努力也只将公职削减了5%。
现代官僚机构体制的雏形出现于英国，它取代了税款包收方式和公职出售方式，成为征税的主要手段。英国货物税税收署制定了一套“审核录用、职位培训、绩效晋升、固定薪资和养老金、流程标准化”的征税体制，它吸引了不少需要糊口的人，比如诗人罗伯特·彭斯，而他不久就发现他不得不为薪水而工作。与此同时，其他税种的征收也逐渐中央集权化。到了查尔斯二世后期，税款包收已经被废止，财务署成为核算所有中央政府部门收入和开支的唯一部门，后又被财政部所取代。这场改革几乎是一场富有戏剧性结局的“行政革命”。
17世纪70年代，查理二世所征得的税款是他愚昧父亲半个世纪前历经千辛所征获税款的2.7倍。50年后，新成立的汉诺威政权的税收收入达到8倍，18世纪70年代达到11倍，远远超过查理一世的收入。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政府征得的税款是两个世纪前财政窘迫的斯图亚特王朝的36倍。
正是在这种体制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落后于英国，而非它们的绝对经济资源不及英国。根据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英国，每个“财政官员”服务于1 300人，而法国相应的人数为4 100人，荷兰为6 200人，普鲁士这个普遍被认为比英国还官僚的国家相应人数却是3.8万人。从1690年到1782年，英国的财政机构数量增至3倍，货物税税收署被形象地称为“万眼魔王”。如博舍所说，法国大革命一定程度上是向官僚财政过渡，而不是向“腐败的”财政（或叫企业化财政）发展。这个转变实际上在1789年之前的奈克和布连恩时代就已经出现。大革命中36个税款包收人被逮捕，其中28人在1794年5月8日被送上断头台，其中包括伟大的化学家安东·拉瓦锡，他把税款包收所得的收入用于他的研究。
拿破仑战争结束不久，多数国家由于各方面压力开始裁减公务员人数。减少间接税不仅符合自由和放行原则，也是精简税收机构的一个方法。尽管有不少著述描述19世纪中期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多数国家为“守夜人国家”仍是事实。1891年，英国政府部门职员人数不到劳动力总人口的2%，欧洲大陆国家的比例略高些，但相差不大。1871年意大利相应比例为2.6%，1881年德国为3.7%。即便是著名的哈布斯堡王朝，相对于它膨胀的人口而言，这个比例也相当低。但自世纪之交后，每个国家的公共部门都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的公职人员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5%，英国为6%，德国为8%。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将现代官僚机构描绘为可敬的理性的机构：“有规范、有方法、有目标以及实事求是构成了它的品质。”可就在他著书之际，对官僚机构的幻想在日益破灭，公共部门不但在战争和通货膨胀期间极度扩张，更存在着日益加重的烦琐程序和腐败现象，它与理性的品质背道而驰。现代的官僚机构更接近于卡夫卡的《城堡》，它们所有的房门都一模一样，房门背后是从不露脸的文员，灰色的走廊上是随意堆砌的谜一般的文档。曾一度被赞誉为具备普鲁士美德的公务员成了懒惰和自私的象征。在1927年维也纳激烈的政治暴乱中，伊利亚斯·卡内生动地回忆了一位神智错乱的政府职员在着了火的司法大厦前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