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国家里，自由的代价是重税；而在专制国家里，对不自由的补偿是轻税。
——孟德斯鸠
在历史的多数时期，直接税的征收要取得社会中富有阶层的配合。而纳税人会将他们的部分收入作为换取代议权的筹码，因此直接税税基的扩大经常与代议权的扩大相联系，参与议政的一个重要组成就是税制的立法权。在这种模式下，民主化进展便与所得税及财产税纳税人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无税不成代议权”这句话简洁明确地概括了这种钱权交易。
而提高直接税收入的另一种策略，就是国家出资建立专职的公务机构来执行征税工作，这个公务机构虽然也体现一定的参政权，但参与行政显然不同于参与立法。如果说纳税人参与立法很好地体现了自由的话，那么征税机构的发展一般来说却会削弱自由。
本章将论述增税、代议权的扩大以及公务机构扩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它的初期为政治学家们所熟知，但之后的发展却令人耳目一新。税收、代议权和政府机构的相互作用并不会促使其逐步走向议会化，或者按照赫伯·特巴菲特所讽刺的“辉格党模式”发展成“后历史的”平衡，而是会产生多种结果，但并非所有结果都令人满意。
本章要引入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选举人与纳税人之比，特别是与所得税纳税人之比。假如该比率大于1，即存在没纳税但享有代议权的人，那么执政党将容易受到来自非纳税选举人的政治压力，要求其增加非军事化开支。公务人员和纳税人之比也十分重要。民主化与公务员的增加通常联系在一起，这并非偶然，但它们在推翻了旧体制下带有排他性的恩惠制度（即19世纪改革家所称的旧腐败）后，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新腐败，它表现为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用公务职位来换取选举人的支持。起初为优化国家筹资能力而成立的官僚部门，进而也成为一项繁重的开支。
选举人范围的扩大和公务人员的增长都会推高非军事开支，这是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863年就认识到的“国家活动成长规律”。同时，由于预算更多地被用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故而资金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特征也更为明显。除公务员就业外，当过度的救济政策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时，资助失业者的开支也趋于上升。国家的税收收入（选举人付出的）与公共开支（选举人希望从福利国家得到的）之间的差距被制度化了。正是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促使奥地利伟大的社会学家约瑟夫·舒伯特在80多年前就开始诊断“税收国家的财政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