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人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人们常以血缘、部落、信仰、国籍、阶级以及党派（也别忘了行业）为划分标准，将自己纳入某个群体中去，以满足人类两个基本需求：寻求安全感（群体可为个体提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以及尼采所称的权力欲（它来自于统治弱势群体的满足感）。尚没有哪种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充分的阐述，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维持多种的、重叠的身份，也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与其迥异的群体的存在，并且能与之合作互利。只有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才会接受一种排外的群体身份，而群体之间的竞争有时也会升级为暴力冲突。
本书的首要假设即为这些相互抵触的欲望—我们简单称之为性欲、暴力欲和权力欲—单独地或共同地压制着金钱动机（或称经济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事件和体制往往主宰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也是导致经济起伏不稳的主因（请注意我用了“往往”一词，因为经济动机有时也会占上风，或成为其他欲望的一个补充因素）。经济学家们对此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他们将这些干扰他们精心构筑的经济学模型的因素笼统地称做“外部冲击”，试图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将一场人为战争视为天灾地害显然无法让史学家们满意，作为任重道远的学者，他们既要研究市场关系，也要把这些“外部冲击”剖析明白。
诚然，政治学家们曾试图构筑一种政治变革的模型，本书在感谢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之外，也为这些政治学家们献上一份敬意。但是在史学家们看来，试图构筑并验证某个公式，以便解释战争的发生、民主的发展、选举的结果，其想法虽可敬，其可行性却让人怀疑。若能构建一些假说，并接受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它毕竟是揭示人类行为“定律”的最优途径。但是这种虚拟模型是否能经受得起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深表怀疑。人类终究不是物理原子，他们有自由的意志，而这些自由意志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皆出于自身利益的假设，讽刺了人类行为先定论的观念：
你们好像肯定人会自主地放弃错误念头……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然规律，无论人的遭际如何，都与他的自由意志无关……人的一切行为都好像排列在对数表里，然后转到时间表中……这些对数表登记着详细的计算和对未来一切的精确预报……但是人们因为无聊，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人……愿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指令行事……人那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择，不管是多么荒诞不经的奇思，有时那近乎疯狂的幻想—就是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它无法归纳到任何表格中去……一个人可能会故意地、有意识地去做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白痴的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最愚蠢的事。
历史也许是“宏伟的”、“多彩的”，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他们斗啊，斗啊，斗啊；他们此刻在斗，从前在斗，将来也还会斗……所以你看，关于世界历史你说什么都行……但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金钱并没有推动世界的运转，就如《罪与罚》中的人物不会按照对数表行事一样。而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造就了诸如税收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生活体系。此外国内政治冲突—不仅局限于开支、税收和信贷这类经济问题，也涉及宗教、民族等非经济问题—推动了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尤其是议会和政党的演变。虽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但大量的历史数据表明，民主体制下的政策有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危机（如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时却能促进民主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