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14章，每章就经济学与政治学相关联的某个具体方面进行阐述。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开支与税收、偿债承诺、政治经济学、全球力量。前三章讲述与开支和税收相关的基本财政体制的政治起源。第1章论述了战争如何推动近代国家的财政体制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成本从长期来看呈上升趋势，这一章将提出不同观点，另外这章会着重阐述军事开支是财政革新的主要诱因这一观点。第2章回顾了税收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是如何为了应对军事开支而发展起来的，以及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国家里发生改变的。第3章阐述了税收和代议制之间的关系。税收的提高往往关系着代议制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而税收征收的紧迫性也扩大了征税机构的规模。第一部分最后将对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演变作个简要概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资源再分配，而不是国土防御。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了公债体制的演变。第4章论述了国债发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接下来的一章讨论了处理债务过重问题的各种方法，并从中针对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作了进一步详述，此外还会细述中央银行作为公债发行机构和货币管理机构的演变。第6章讨论了利率，特别是公债收益率，并分析了各国的公债利率产生波动与差异的原因。
经济学者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从道格拉斯·斯诺以及其他研究政治体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那里借鉴的痕迹。我把基本体制框架设想成一个四方形，简单来说就是，18世纪，在急需战争经费的压力下，四大机构演进而成了一个最优组合。首先，如图1左上角所示，是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相比那些把大部分税金留归自己的当地资产所有者和税款包收人，食俸的税吏无疑更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在代议制下，纳税人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议政，这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在这种体制下，纳税人代表可以用纳税来换取立法权，并要求国家预算需经他们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在开支需求骤增的危急情况下（如战争），在取得税收收入之前，先行筹足经费。借债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使战争成本平摊到一段时间内，从而抚平税收波动。最后，中央银行不仅管理国债发行，还会从它所垄断的纸币发行中征收铸币税。
虽然这四个体制各自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但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才将它们的联合潜能发挥出来，当然汉诺威时期对这四角机制的运用还尚欠完美，但是当时英国的货物税税收署、议会、国债体制、英格兰银行所构成的某种程度上的四角机制，已比其他任何机制都要优越，尤其是优于法国当时的体制，法国当时的体制构成是：建立在出售官爵和税款包收基础上的私营化的财政收入体制，以最高法院为形式的代议制，散乱昂贵的国债体制，缺少中央货币管理机构。
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概括来说，首先，若要建立有效的征收机构，必先开展正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能提供充足的既能读写又能计算的公务员。其次，议会体制无疑有助于完善私人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再次，以长期国债为基础的政府借贷体制的发展能促进私营部门的金融创新。政府大量发行债券非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反而可以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为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流通创造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国家不再需要借债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基于对纸币发行和政府经常性项目的垄断，发展出新的职能，比如汇率管理和最终贷款人，这些职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银行恐慌，从而稳定了整个信贷体制。如此一来，那些起初以战争融资为目的的体制也随之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提高、法治的完善（尤其在财产方面）、金融市场的扩张以及信贷体制的稳定，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在体制上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