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金钱关系
真的是经济决定一切吗？
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用卡莱尔的话说，金钱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失败上，也存在于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表面的胜利中。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新书中言称：“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历史“朝着明确的方向发展进步”。他所谓的“自由化民主”作为“科技发达社会的唯一选择”应运而生了。借用基因学术语，资本主义和民主果真是现代世界的“双重螺旋线”吗？抑或这两者之间是否仍存在不容我们忽视的摩擦因子呢？
首先要作一点说明。我不妨借用DNA来对人的天性作个简单而重要的提示：正如生物进化论学者所证实的，人类并不是经济人。亦如卡莱尔所知，人类并非仅受利润最大化驱使，“金钱很重要，但无论在天堂还是在俗世，它都不是万能的……金钱买卖关系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关系”。
经济理论在个人行为方面存在许多不同假设。新古典主义模型假设个人预期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经济最优决策。而其他模型则认为，个人预期很难作出快速调整，未来存在不定因素。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即使获得了足够清晰的信息，或有足够的时间研习，也很难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妥善的评估。在面对简单的经济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受“有限理性”约束作出错误决定（即受成见和感情因素的误导），或者在基本的计算上出现错误（不会计算概率和贴现率）。心理学家还发现一种“短视贴现”的现象：人们在近期的低额收益和远期的高额收益之间，会倾向选择后者，然而当人们对收益急不可待时，他们会转而选择近期的低收益。远景研究学者发现人们有规避风险的天性，在确定的低额收益与不确定的高额收益之间，人们会选择前者；而在确定的小额损失和不确定的大额损失之间，人们会选择后者。
如果多数经济体制依靠信贷，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信誉，但信誉可能建立于简单的轻信上。19世纪后期的法国，特丽莎·亨伯尔靠着一个小匣子度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据说这个匣子里装有1亿法郎的持票人债券，而她是一个叫克罗夫的神秘的葡萄牙富翁（后又说是美国人）的私生女，她从生父那里继承了这笔财富。亨伯尔以这笔债券作抵押来借款，和她的丈夫在大军街上购置了一处豪华旅馆，又买下了一家巴黎报纸的控股权，并策划了让她丈夫当选为社会党派议员。1902年5月，当这个匣子最终被打开时，有1万人聚集在她家四周，但人们发现匣子里“除了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粒裤子纽扣外，别无他物”。
即使没有像亨伯尔的债主们那样失算，我们在作经济筹算时也常会受制于我们诸多的生理欲望：比如（根据新达尔文理论）根植于我们自身基因中的渴望繁衍的天性，我们在争夺配偶和食物时的暴力倾向，更不用说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那些无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的情欲及各种病态行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的行为动机无法脱离他身处的文化环境。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即便是追求利润的原动力也无法达到无欲的纯理性的境界。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渴望既出于经济需求，也是一种生活信仰。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更偏好享受。又或者会为了赢得他人的尊崇而做出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通常并不简单等同于购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