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的任务既不是美化也不是贬低男女差别，而是挑战所有差别造成的不良后果。
——克丽斯蒂娜·利特尔顿
1995年早春，我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地点在老派的维拉西凡诺阿，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庄园，位于佛罗伦萨东北方向的菲耶索莱。会议主题是“做母亲的成本和做父亲的成本”。
会议在装修华美、穹顶高大、装饰着挂毯的小剧场举行。大约50位来自欧洲、美国和英国的学者聚集一堂，坐在那里通过耳机聆听同声传译，头顶上方是绘有弹里拉琴的小天使的壁画。会议休息期间，与会者沿着庄严的柏树甬道在庭园里散步。
我到这么一个亦真亦幻的所在，把美国围绕家庭价值和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无谓争论抛在一边，为的是了解其他发达国家针对家庭主妇的政策。欧洲在保护妇女儿童免于饥馑方面真像所说的那样成功吗？他们能既不妨碍妇女在工作和生活等其他领域的发展，又推进育儿活动吗？
在这次由欧洲大学学院资助的会议上，所见所闻令人鼓舞。首先，尽管每个欧洲国家都大幅削减了预算，但没一个政府减少给妇女儿童的大笔福利，唯一的例外是德国东部地区，那里减少了育儿补贴。在法国和挪威的近期选举中，政客们甚至比着增加政府对家庭的资助。
美国人以为，对于照料人的工作的补贴，欧洲已不堪重负，显然大多数欧洲人不这样看。公众坚定支持的政策使妇女儿童的贫困程度远低于美国。仅美国白人儿童的贫困率就高于西欧，这是发人深省的。
此外，家庭补贴问题就是妇女问题，欧洲的有关争论似乎更坦率明了。会议本身就是围绕以下想法组织的：照料的成本应当由男女双方和整个社会在取得共识的前提下共同承担。有几位论者指出，除非分担成本，否则妇女永远不能摆脱经济上朝不保夕的半依附地位。
所有提交的论文都暗含这样的前提：照料工作要想获得社会、法律和经济的正当价值，就要被视为一个工种。同理，那些提供照料的人，不管是否领取工资，都应被视为生产性的公民，像其他劳动力和公民一样应当拥有同样的社会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