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缩小美国的两性工资差距几乎完全靠所谓“做个男人”式的战略。女性得到的忠告是完成学业，找份工作，学习技能，积攒经历，拿到终身职位后找个伴儿，再把生孩子的事尽量拖着。一个女人越是把家庭责任往后推，她的“前父母”阶段越长，她一生的收入也就越高。
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女性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大多想这样以男人自居。苏珊·佩德森就是个样板。她是历史学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获哈佛大学终身教职。她当时已婚，三十好几，但在功成名就之前一直没要孩子。她在采访时说特别想要孩子，但这会威胁到自己的事业，因此只能一拖再拖。
佩德森事业的成功说明，这种策略还真管用—这当然是对于那些能推迟生育的少数人而言。那些晚要孩子的女性确实比早生孩子的母亲收入高，机会多。丹尼利·克里滕登（跟我同姓，但没亲属关系）是反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她鼓励女性结婚生子，但这番忠告根本没考虑上述及其他铁的事实。克里滕登从没有告诉读者，年轻夫妻比大龄夫妻更容易分居、离婚，这样母亲和孩子就易于陷入贫困。这么多女性靠救济生活，就是因为她们听了她的劝告：结婚，早要孩子，然后被遗弃，被迫独立谋生。
但像男人那样也有风险。许多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女性坚持晚育，等想怀孕时，又发现为时已晚。（我知道这种策略的风险所在。我1982年生的儿子，当时我已经到了生育年龄的上限。我在几个电视节目里大谈晚育的好处，直到发现很多40多岁的朋友已经不能怀孕才醒悟。）成千上万的女性觉得做个男人并不是她们想要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说，在差不多有资格成为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成员之前，她们不会要孩子。
在法国和瑞典，人们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在这些国家，政府、私企雇主还有丈夫，一起分担抚养孩子的成本。这使女性能既做母亲又干工作。例如，在法国，有两个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每年约有1万美元补贴，包括免费医疗、住房补贴和一流的免费学前班。结果，儿童贫困现象很少见。在法国，母亲与其他人群的工资差距比在美国或英国要小得多。
一称赞欧洲，很多人就会说，美国永远不会提供这么慷慨的社会政策。但事实上，美国的确是极其慷慨的福利国家。但与西欧不同，美国政府不是保护母亲，而是保护士兵。
男人推迟或中断工作去服兵役，就等于为自己一生的收入纳税，和妈妈税差不多。例如，越南战争期间被征入伍的白人男子在20世纪80年代比一般人大约少收入15%。这种“军人工资差距”与家庭工资差距极其相似，这又一次说明，不能把母亲的低收入完全归罪于性别歧视。
但是，政府对士兵和父母—特别是母亲—所付出的经济牺牲持不同态度，这无疑是歧视性的。所有美国人都受到号召，给退伍军人以“补偿”—家庭主妇钱袋的损失有增无减，而退伍军人的经济损失却能从各方得到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