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干到临产前，那是1992年6月。我有8周产假。就在我要回去上班的前两天，我接到新闻部主任助理的电话，说他们正需要人手做综合节目。这样我回去后，就一直报道火灾啦、事故啦等等，再也不能6点半回家了。一天下班时他们让我去安纳波利斯做现场直播，我说不行，这样我晚上9点也回不了家。上司说：‘你的保姆不能留下来吗？’
“我说：‘第一，她不能留下来；第二，即使她能，我也不想那么晚回家，那样我就根本见不着孩子们了。’
“他就那么看着我，然后说：‘那好吧，你明天就能见着他们。’”
迪比亚西的新职位实际是降级了，但她还是又干了段时间，经常晚回家。终于，她对上司说，她晚上6点半必须回家，做不了综合节目了。但上面说，她只能干这活儿。
WSUA的管理层把迪比亚西安排在一个他们明知道她无法接受的岗位上。她雇了律师，踏上了起诉电视台的征途。律师说，无论多么难，都得保住那份差事儿，这很重要，否则经营方会说她自动离职。既要保住职位，又要准备官司，这实在很困难。
迪比亚西说：“别人让我悄悄用录音机给所有会议录音，然后到家把录音转成文字稿。我得工作，得应付律师，我丈夫经常外出，我还有两个小宝宝……所有这些让我情绪低落，最终不得不放弃。否则的话，我会丢掉生命中最热爱的东西，一切都将失去意义。”
迪比亚西还是决定不上诉了。“我知道如果坚持上诉的话，他们会说我不是个好记者。这类案子都很矛盾，为了惩罚别人对你的伤害，你先得展示这些伤害，显示自己是朵被摧残的花。但假如你不示弱，决心不做受害者，他们会问，那还有什么问题？”
这样，在做了15年电视报道后，迪比亚西丢掉了喜爱的工作、6位数收入、健康保险和独立的经济地位。她慢慢还要失去公众的承认，这可是新闻人的资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孩子年龄还小，她太冒失，想一周少干几天。因为有才华、精力和干劲，迪比亚西成了一位能挣钱的“女先生”，尽管她与千百万母亲没什么两样。
辛迪·迪比亚西的经历表明，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最常见的家庭生育计划—两个孩子，间隔不是太长—与大多数女性的职业生涯格格不入。刚生孩子的母亲及其雇主即使能应付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常把大家拖垮。最富有同情心的雇主也会出人意料地拒绝第二胎。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她的一个研究生怀孕了，她费尽心力，变通学校的规定，让女学生延长了一年学籍，有时间照顾新生儿。后来，就在要重返校园的时候她又怀孕了。
我这位自认为已仁至义尽的朋友产生了受骗上当的感觉。她觉得女人真蠢，不知道体制的宽容是有限度的。她说：“这个游戏只能玩到一定程度，特别是当别人在为你承担风险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这位教授没有孩子，而她获得了终身教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