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一位“贤妻”被看做重要的财产。17世纪初，约翰·弗洛里奥说过，“一个家庭必备4样东西：烟囱、猫、母鸡和好老婆”—把妻子跟有用的家畜和用具归为一类。家里日子过得好不好，要看妻子“持家的本领”，这与丈夫做自耕农的技艺同等重要。身体健壮的“贤妻”忙活着制蜡烛、烙馅饼、拔鸡毛—现在新英格兰各地复制的殖民地时期的村庄正上演着这些场景。贤妻们用自己的劳动支持着丈夫，没有她们，男人就不是有财产的男人。
但是，妇女劳动的果实却依法归丈夫所有。直到19世纪中叶，已婚妇女还不享有财产权。普通法给予丈夫绝对的权利，令他们享受妻子的“劳务”，包括她在外面挣的钱。除非娘家很富有，将一份财产放在她名下，否则，女人嫁过去名义上就是被人养活，婚后也如此。妻子在家庭财务方面没有发言权，寡妇被视为丈夫财产的“附属品”，一同被转移到继承人手里。正如最早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的，这种仆从的地位简直和奴隶一样。
当大多数家庭还在疲于应付温饱时，这种惊人的不平等还不太重要。毕竟夫妻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双方在经济上没多大差别。但到19世纪，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男人慢慢挣了工资，或是靠买卖积累了金钱，而大多数女性仍滞留在家庭物物交换的经济里。“工作”或“劳动”的含义变成现金收入和“男人”的工作。男人“养活”在家的妻子，这种看法大行其道，今天依然如此，好像无薪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就不是“真正”的经济的一部分。
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版了《制造业报告》一书，为国家投资制造业辩护，并首次从货币的角度界定了“生产”。根据汉米尔顿的定义，只有那些能卖出去并有收益的货物才能归入社会的“总产值”。他把那些生产供家庭之外交换的物品的劳动看做“高度生产性的”。因此，他认为，妇女儿童到生产部门干活儿挣钱，比待在家里“更有用”。差不多同时，在《女权的辩护》一书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在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体系中，“妇女或者变得像个男人，以便成为合格的公民；或者继续干女人的家务活儿，这对她们获得公民身份毫无益处”。
当妇女的家务劳动不再成其为“工作”时，它便逐渐被浪漫地称为“爱的奉献”。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南希·福柏尔一语中的：“家庭在道德上升值的同时是家务劳动在经济上的贬值。”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流行观念中，殖民时代节俭勤劳的妻子逐渐被“家庭天使”所取代，她们是道德的楷模，只关心孩子的精神、情感和身体上的需求，而把物质需求留给丈夫操心。
金钱、商务和产业交给了男人。对中上层白人女性来说，理想就是成为爱的化身。1827年，一位新罕布什尔州的绅士写道：“这种无私的纯粹的爱，在一个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忙碌世界里是罕见的。”在这种“分工”原则下，“真正的女性”成为个人道德和爱的使者。她从不屈尊为自己的劳动索取报酬。她被奉为偶像，同时又不堪重负。这种意识形态在21世纪仍会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