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2年，华尔街对其传统客户的关注几乎降到了零，而开始全力以赴地围着新客户转。一位大型对冲基金经理人尼克·哈里斯回忆说：“他们会时不时地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需要，想出一切方法来提供各种服务。”哈里斯的基金的杠杆水平在左右，意味着他们每投资10亿美元，会同时从这些投行或券商手里借5亿美元一起投资。但是与哈里斯合作的投行一直游说他借用10亿美元共同投资。哈里斯说：“我的对冲基金成立于90年代，那时我可以做3~4倍的杠杆，也就是说如果我手里有10亿美元，我可以借到30亿~40亿美元的资金来做投资。而在最极端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我可以做到20倍以上的杠杆，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从表面上看，可以借款是很诱人的。因为利率下降，所以对于对冲基金经理人来说，借款的成本就越来越低了。根据哈里斯所说的，到了2001年，他所付的借款利息要高于国际利率基准的170%（国际利率基准是指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简而言之，就是一般的机构如果借款需要支付的利率，哈里斯就要付。到了2005~2006年，哈里斯的利率就降到了国际利率基准的130%，也就是说一般机构借款如果还是的利率，对于哈里斯来说，他要付的利率仅为。如果哈里斯增加了借款，他将有更强大的实力去支持他的交易策略和投资理念，加之利率的降低，他极有可能得到指数级别的回报。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整个经济大环境继续恶化下去，借款太多可能会让他后院起火。
哈里斯回忆说，华尔街的那些投行看上去似乎不怎么担心这个风险，甚至故意在他面前淡化这些风险。当然了，如果能怂恿像哈里斯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借更多的款项，投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服务费。即使由于利率不断下跌，在利息方面银行赚不了什么钱，但是投资银行的首要经纪部是帮助对冲基金维持业务的正常运作的，比如执行交易、跟踪账目和资产保管等，这些服务都是收费的，虽然每一项服务的费用都不高，但是对冲基金的投资量很大，这些服务的总和对于投行来说也是一份稳定收入。哈里斯说：“仅仅这些公司运作的后台操作，我们的基金每年就可以帮投行赚到一两千万美元的服务费。”投行同时还服务于这些对冲基金的客户，帮助他们管理或执行交易，从中也能得到服务费。这些服务费收入对于投行来说非常重要，对冲基金甚至可以以此作为砝码把利率压得更低。华尔街上越来越多的投行成立了首要经纪部，对我们来说则是越来越自由，哈里斯补充说道。
如果说是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推高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水平，那么投资银行通过为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提供异常低价的融资为其推波助澜，进一步提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水平。曾几何时，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还是有一定道德标准的，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和长期利润，对于危害金融系统安全的行为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就像当年高盛拒绝和掠夺性的恶意基金合作。但是行业内的竞争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加激烈、更加残酷，这迫使投资银行在道德标准方面不断放松，那些臭名昭著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对于华尔街投行来说意味着极高的服务费收入，当市场大环境恶化，投行利润不断被挤压时，拒绝这些在道德边缘徘徊的私募基金变得越来越艰难。到了2006年，由于四处泛滥的廉价资本，私募股权基金得到了蓬勃发展，急切企盼有些收益的投资人不断地把钱投给私募股权基金。汤姆·麦克纳马拉回忆说，在那段时间，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一直都是在做四五十亿美元的大项目。
